我國農業發展正面臨著市場競爭、資源緊缺、環境約束、勞動力外流、技術革新等多重挑戰，農業生產低效、農民收入偏低，鄉村空心化現象進一步加劇。圍繞著這些挑戰，黨中央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大決策部署，各級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支農政策。然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業產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出的比重以及農業勞動力占社會勞動力的比重不斷下降，就農業抓農業的思路已經無法破解當前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困局。拓展農業功能，積極對接工業和服務業，是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大創新思維。早在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隨后，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強調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重要舉措，是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探索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農村產業融合是以農業為基礎，以農業產業鏈多向延伸、產業范圍多元拓展、產業功能轉型為表征，通過農村一二三產業之間的融合滲透和交叉重組形成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以實現要素跨界流動、資源集約配置、產業跨界融合和布局優化調整的過程。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是振興鄉村產業、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戰略舉措。在新形勢下，如何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是社會各界亟待探索和回答的核心命題。目前，國內大量學者就農村產業融合的實現路徑展開討論：一種觀點認為，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政策扶持和頂層設計的必要性，應圍繞創新管理體制、健全農地制度、加強財稅支持、完善金融保險政策、健全科技和人才支持政策、創新市場監管辦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環保政策，構建政策支持體系；另一種觀點則強調，應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重點培育多元化融合主體，建立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以增強農村產業融合的內生動力。

推進農業產業深度融合固然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更有賴于激活農村產業融合的內生動力。然而，目前鮮有研究從產業微觀行為主體的視角剖析不同經營主體在農村產業融合的角色定位以及彼此的互動關系，圍繞農戶、企業、中介組織等主體的融合行為特征以及動力，探索建立不同經營主體融合中的利益聯結機制仍然比較薄弱。對此，本文借鑒生物學領域的共生理論，提出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概念，將農業經營主體作為共生單位，納入共生體系分析框架，重點從共生需求與環境、共生動力與條件、共生關系與治理、共生效應與能量切入，揭示農村產業融合與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 的機理，并圍繞交易關系融合、技術功能融合、組織身份融合、價值理念融合、主體利益融合五個共生維度以及內生進化、嵌入進化的實現，提出以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路徑。

農村產業融合是農業產業化的高級形態，是以農業為依托、以農戶及相關生產經營組織為主體，基于各地的資源稟賦、政策環境和市場需求，通過整合、延伸、拓展、滲透等內源型與外向型“雙向融合”，帶動資本、技術以及其他各類要素資源優化重組，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新型農業組織方式和體系，是基于多主體協同、多要素整合、多業態交互、多機制聯動、多模式推進而形成的一種互利關系的過程，其最終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

因此，農村產業融合是融合方向、融合動力、融合環境和融合成效的有機結合（圖１）。以下將圍繞四個維度闡述農村產業融合的理論內涵。

1. 融合方向。基于農業的“向內”和“向外”兩個方向，形成了內源型與外向型雙向融合。其中，內源型融合是基于農業內部分工實現第一產業內涵擴容進而形成農業二三產業化的過程。通過優化農業內部的種植養殖結構，實現農林牧漁副業內部有效聯結、交叉重組、循環協作，并催生出林下種養、稻漁共生、循環農業等業態。外源型融合包含產業鏈延伸、功能拓展、技術滲透等外向融合。其中，產業鏈延伸型融合是基于產業鏈縱向分工形成的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的過程，表現為農業向上游的資料生產、中游的加工和下游的銷售融合。功能拓展型融合，是充分挖掘農業的生態、旅游、教育、文化、餐飲、康養等多重功能的過程。技術滲透型融合，是基于農業生產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新技術的高滲透性實現農業生產率提高和產業鏈延伸的過程，突出表現為農業與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高度融合。

2. 融合動力。經營主體驅動是農業產業融合的內在原動力，科技創新是核心動力。主體驅動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一是主體功能融合。通過將具有一二三產功能的經營主體聯合起來，農業產業的“外部性”轉化為經營主體的“內部性”，實現農村一二三產業各個關鍵節點有效鏈接，形成一個覆蓋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全環節的服務鏈，如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二是主體素質提升。通過提升主體經營管理能力、科技應用水平、信息化程度等人力資本，使其真正成為提升農業質量效益、促進農村產業融合的主力軍。三是主體利益聯結。通過契約、股份等形式增強經營主體之間的利益黏度，結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提高農戶在產業化參與和利益分享中的議價能力。利益共同體重構和追求效益最大化是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內在動力。產業融合以技術創新為前提和基礎，新興技術向傳統農業的持續滲透，加速了農村產業融合的進程。科技創新不僅包括新技術的開發階段，也包括新技術的應用與推廣階段。科技進步采納、裝備水平提升是實現技術滲透的農村產業融合的關鍵性因素。

3. 融合環境。良好的融合環境是農村產業融合系統得以良性運行，并持續產生融合效應的重要變量。農村產業的融合環境有硬軟之分。從硬環境看，資源稟賦是內部基底，要素配置是內部支撐。地理環境或氣候環境的差異性，孕育了各地獨具特色的農業業態和鄉村社會文化資源，優越的資源稟賦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可為農村產業融合提供地理承載空間。通過充分利用和發揮公共資源共享機制和普惠機制，促進以“人、地、財、物”為核心的資源要素在區域間、產業間自由流動、公平交換與優化配置，才能真正發揮資源稟賦優勢，變“綠水青山”為“金山銀山”。從軟環境看，政府支持是外部保障，市場需求是外部誘因。政府政策的引導和財政的支持是影響農村產業融合的重要外部因素。并且，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使消費需求呈現出個性化、多元化、品質化的發展趨勢，從需求側推動了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4. 融合成效。產業融合發展的直接成效是出現新的產業或新的增長點。農村產業融合通過資源在農村優化重組并與農業相關產業有機整合，培育多元產業融合主體，改造升級農村傳統產業，催生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但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農業能否提質增效、農民能否增收共富、農村是否繁榮振興是評價農業產業融合發展成效的重要標準。

農業經營主體是指直接或間接從事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和服務等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它既包括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土地承包農戶，也包括那些不具有農業戶口或不居住在農村、但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主體。在本文中，農業經營主體的范疇包括農戶（含小農戶、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含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合作社聯合社）與龍頭企業（含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涉農數字企業）三大類。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是農戶、合作社和龍頭企業三大共生單元。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從交易關系融合、技術功能融合、組織身份融合、價值理念融合、主體利益融合五個維度出發，基于強勢和弱勢兩種產業地位，形成農業經營主體在產業鏈前端“內生進化”與后端“嵌入進化”雙向共生路徑，創新共生模式、傳遞共生能量，實現業務功能互補、關系互動持續加強、利益分配互利均衡的一種理想的自組織狀態或戰略聯盟。

其中，交易關系融合是不同主體間交易渠道、關系契約、經營業務等方面的融合，是一個交易頻率不斷增強、交易關系愈加緊密的過程；技術功能融合是行業新技術、新標準、新工藝、新裝備在各經營主體間的推廣應用融合，是采納程度不斷加強的過程；組織身份融合指不同主體加入合作社、行業協會等組織后在身份上的融合，是身份認同的過程；價值理念融合是生產經營、風險防控、社會服務等理念的融合，是價值趨同的過程；主體利益融合是產業鏈上的主體在價值鏈方面的融合，是價值溢出、利益共享的過程。

從“雙向”共生路徑看，“內生進化”一般是處于產業劣勢的經營主體，為尋求實力的壯大、產業鏈條的延伸或更高層次的合作，主動與其他經營主體聯合，形成“農戶＋合作社”“農戶＋龍頭企業” “農戶＋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模式，具體表現為上游主體向下游延伸；“ 嵌入進化”一般指處于產業優勢的經營主體，為向上延伸產業鏈條、穩定產品產量并提高產品品質，吸引其他經營主體融入，形成“龍頭企業＋農戶”“ 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模式，是下游主體向上游延伸。在現實中，農業經營主體圍繞“橫向一體化” 與“縱向一體化”，沿著“雙向”共生路徑，創新出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三位一體”農合聯等共生模式，其最終目的是實現組織融合與利益共容，體現合作共贏、互利共生（圖２）。

農村產業融合是資源要素在農村的整合重組，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是推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基礎動力，兩者呈現出相互作用的關系機理。一方面，產業融合發展促使農業經營主體共生發展，另一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將松散的農業經營凝聚起來，既是實現三產融合發展的基礎和核心要素，也是引導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的重要載體。實現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深度融合，即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農村產業融合的有效手段。下文將圍繞農業經營主體為什么要共生（共生需求與環境）、如何形成共生（共生動力與條件）并保證共生可持續（共生關系與治理）、互利共生有什么樣的結果（共生效應與能量）等問題，闡述農村產業融合與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的關系機理（圖３）。

隨著農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改革，我國逐漸形成傳統小農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多主體并存的格局，單個主體發展雖具有特色優勢，但存在固有缺陷。傳統小農戶雖是農村土地的主要供給方，但在大量農村優質勞動力外流的背景下，其粗放經營方式、信息不對稱等弱勢愈加突出，僅靠小農戶自身很難融入現代農業發展。近年來，盡管以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得以快速發展，但仍然存在經營規模偏小、生產經營方式單一、服務功能較弱、組織成員素質偏低、管理制度不規范、組織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在獨立發揮作用時，兼具組織形態優勢與固有功能缺陷，在把握消費者需求上不夠充分，風險認知和承受能力較弱，對需求變動、市場變化的敏感度不高。在主體聯結上，小農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融合并不充分，且現有共生組織關系多為點共生或間歇共生，共生利益分配主要為寄生式或偏利式，合作方式較為單一，利益聯結比較松散。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是實現主體優勢互補，提高小農戶組織化程度，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核心要義。

另一方面，盡管目前我國農村產業融合態勢良好，但由于融合主體發育遲緩、功能缺失、融合效率有待提升，產業間共棲共生、相互依存的結構體系尚未形成，出現了農村產業關聯度不高、空間聚集程度較低，農工融合科技創新乏力、產品競爭力有待提高，農商融合要素供給不足、基礎設施保障有待完善，農旅融合產業鏈條短、價值功能有待挖掘，三產融合缺乏協調機制、跨界合作有待加強等問題。在共生單元能量生產不足、共生界面能量傳導不暢、共生模式能量分配失衡、共生環境內外短板凸顯的多重驅動下，創新農戶、合作社、龍頭企業三大主體“互利共生”的模式，驅動“接二連三”的發展引擎，已成為推進農村產業融合、實現鄉村振興發展的必然選擇。

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關系的形成有賴于政策環境、市場環境這一外源動力的支持，更離不開交易關系、技術功能、組織身份、價值理念、主體利益五大內源動力驅動。2015—2022年，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強調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要“健全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利益聯結機制”“培育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將小農戶融入農業產業鏈”。2019年出臺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 更是強調“帶動小農戶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推進農業與旅游、文化、生態等產業深度融合，讓小農戶分享二、三產業增值收益”，這從政策層面大大激勵了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行為。在市場環境方面，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一輪農業技術革命驅動下，各農業經營主體通過聯合共生以提高市場風險應對能力，提升農業技術水平和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升、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整體消費增長向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性消費增長轉變，消費需求呈現個性化、多元化、便捷化、高品質化等特點，精品農業、高值農業、休閑觀光、健康養生等消費漸成趨勢，倒逼農業經濟轉型發展。

相對于外源動力，內源動力顯然相對可控，是提升農業經營主體“ 互利共生” 水平的主攻方向和著力點。其中，交易關系融合體現在交易業務內容由原先的產銷向種養結合、供產加銷、農文康旅拓展，交易關系程度沿著“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一體化共生” 不斷演化。技術功能融合體現在農業經營主體尤其是弱勢農戶通過教育、培訓帶動，突破自身發展局限，提升采納新技術、新品種、新裝備的能力。組織身份融合在于通過“串聯”或培養的方式壯大分散的小農，使其成為兼具規模性、專業性與競爭性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并聯”的方式克服傳統小農戶固有的弱質性，推動農戶積極參與農民合作社，實現農戶、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共同參與構建專業化、聯合化生產經營服務綜合體，推進“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Ｎ”的現代農業產業聯盟建設。價值理念融合體現在農業經營主體在政策的引導下，基于共同的價值理念與利益耦合點形成的合作，這些理念包括互惠協同的合作社精神、創新克難的企業家精神、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主體利益融合的關鍵在于實現利益分配關系由“寄生、偏利共生、非對稱互利共生向對稱互利共生”進化。總體上，互利共生的條件在于農業經營主體在“內生進化”“嵌入進化”過程中，圍繞五大融合維度驅動，經過多重博弈使內外動力達到一個平衡點，最終形成共生單元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組織生態系統。

農村產業多層次深度融合有賴于各農業經營主體分工協作、功能互補、協同發力。共生的關鍵在于互利，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共生關系能否持續的前提。一方面，在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農業經營主體試圖通過建立穩定契約關系結成產業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以獲得更高的經營收益。但基于短期利益交換而形成的點共生缺乏激勵相容和風險共擔機制。并且，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動，偶發的價值分配往往會引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因此，需要通過關系治理穩定共生單元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共生關系由“點共生”向“一體化”共生演進，利益分配由“寄生”共生向“對稱互利”共生轉變，并形成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的六種共生模式（圖３），呈現出對稱性和非對稱性互利互惠的相對均衡狀態，形成較為穩定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這對于健全盈余分配機制、探索構建農民負盈不負虧的分配機制有著重要意義。

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形成的六種共生模式，需要采用價格治理、契約治理、關系治理、產權治理、內部化治理等多重治理方式，其目的是在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保證各融合主體交易關系與利益分配的長期穩定。其中，價格治理機制是指以價格作為維系交易的治理手段；契約治理是指通過正式書面合約來控制交易雙方行為的一種機制；關系治理是在持續交易與互動過程中形成的諸如信任、互惠、開放性（有效）溝通、信息共享、聲譽機制、靈活性、合作等行為規范；產權治理是指股份、土地等產權的清晰程度和可流動性；內部化治理主要指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等內部治理主體之間的博弈均衡安排及其路徑。在這六種共生關系中，每一種共生關系的治理機制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組合狀態。

互利共生效應是農村產業融合帶來的共生能量在共生單元、共生界面中合理流動，在新時期具體體現在通過推進農村產業深度融合實現農業提質增效、農民持續增收和農村繁榮振興。從共生能量流動看，“內生進化” 效應體現在弱勢主體通過縱向、橫向聯合增強共生能量，通常表現為農戶（含小農戶、種養大戶、家庭農場）組建合作社，并通過合作社與龍頭企業形成“互利共生”關系或直接組建一體化的農業企業。“嵌入進化”效應表現為強勢主體因業務擴張需要向產業鏈條前端延伸，實現共生能量由強勢主體向弱勢主體流動。通常表現為龍頭企業通過建設原料基地或組建合作社聯結分散小農戶，保障原材料的穩定供給和農產品品質提升。

從共生效應看，在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農業經營主體“互利共生”推動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健全了盈余分配機制，克服了農業經營主體間利益分配不均的困境。其產生的共生效應包括延長產業鏈條、拓展農業功能、節約交易費用、提升生產效率和共享增值收益等，對激發鄉村振興組織動能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