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首次世界鄉村復興大會主席先生，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

我是日本島根大學名譽教授，名叫保母 武彥。

大會安排我作主題報告。我報告的題目是：日本鄉村振興的歷史、經驗及教訓。

誠如各位所知，日本二戰戰敗后，選擇了發展經濟的道路。1960-1970年的10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2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支柱，就是發展重化學工業和推進城市化。

但是，經濟快速發展帶來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增長的同時，其所導致的“社會負面效應”，即社會成本也相應地增大了。這種“社會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對于空氣、水資源等環境的破壞，也就是“公害”，將日本變成了世界上最惡劣的“公害列島”；二是貧富差距被拉大了，賺大錢的只是一小撮掌控著巨額資本的人，而平民百姓卻依舊很窮。這種差距，不僅反映在國民個人收入上，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也有所體現。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農村落在了后頭。與工商業不同，農業不僅受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也受到了政府錯誤的農業政策帶來的危害。

政府雖然鼓勵一部分骨干農戶開展農地集約化、機械化、規模化生產，但日本大多數地方并不適合這樣搞，其收效甚微。因此，導致農村的年輕人大量流向城市，農村出現了少子化、老齡化，農業后繼乏人的問題日益凸顯出來。

我們通過一組數據來看一下。日本的農業生產總值雖然從1970年的32，770億日元，到2007年的44，430億日元呈小幅增長，但是，農業總生產占日本國內總產生的比例卻從4.4%降到了0.9%。農業生產人口，從911萬人降到245萬人，還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這也導致了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大幅下降，從1965年的73%降到了2018年的37%。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么，從日本的錯誤政策中，我們該吸取哪些教訓呢？

導致政策失誤的理論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謬誤。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邏輯，只要削減公共部門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并將其交由市場進行自由競爭，經濟就能變好。

我們把這些謬誤和缺陷當作“反面教師”，提出了與政府完全不同的政策，即基于“內生式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理論的“新型農村振興政策”，也就是從鄉村的內部提出“鄉村的振興發展政策”。

這一政策的目標就是，什么才是鄉村振興？什么才是鄉村發展？不應該僅僅是收入的增加，比收入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權、促進人的發展、改善生活質量，這里包括了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應該把包括這些內容的綜合性區域發展作為目標。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不追求區域內沒有的東西，而是靈活有效運用區域內所有資源。地下的礦藏是資源，當地的農產品是資源，除此之外，區域內的技術、產業、人才、文化、人際網絡等也是資源，也就是說，要把硬件資源和軟件資源整合起來，在區域振興方面，采取擴大區域內產業關聯的發展方式。如果采取了這樣的政策，就不會出現只有城市不斷發展而農村日益落后的狀況。

那么，如此好的政策誰來作為實施的主體呢？絕對不是國家，應該是居住在鄉村的居民們，他們自己討論并將討論的結果形成政策，即以民眾參與和地方政府作為施政的推動主體，這樣就能避免被國家、大企業牽著鼻子走的惡性循環現象的發生。

在日本，很多地方政府采取這樣的政策并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我們還成立了相應的組織來推動日本的鄉村振興，在諸多真實的案例中，收獲很多。在這里和大家分享兩個例子：

一個是島根縣海士町的例子。海士町把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價值作為當地鄉村振興的政策目標。

海士町是一個地處離島（海上獨立浮島）的以農漁業為主的小鎮，人口約2300人。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島上許多居民去了大城市，導致海士町的人口日益減少。

海士町沒有什么高新技術產業或者待遇好的企業，僅有的產業就是農業和漁業。

但是，近年來，海士町出現了人口流入的好現象。近10年來，通過遷入和遷回的方式，人口在不斷增長，截止2014年12月底累計有796人將戶籍遷入或遷回海士町。海士町的總人口也開始轉為正增長。而且，遷入者幾乎都是20-40歲的中青年，也有不少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和一流企業的離職人員。他們遷入（回）到這個離島上來，并且積極參與到當地的鄉村振興建設中去。這里，我舉一個例子。

阿部裕志先生，是一位將戶籍遷入海士町的新居民。他是京都大學工科專業畢業的研究生，畢業后就職于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從事新型汽車設計開發工作，有著非常可期的未來，可是他工作時間不長就辭職了，并將戶籍遷入到海士町。

阿部裕志先生說：直覺告訴我，在海士町能夠遇見光明的未來。之前，我對現今社會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抱有疑問，正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我邂逅了正在努力開拓新型社會形態的海士町。在豐田汽車公司工作期間，我感受到了‘過度的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此，我希望在海士町踐行能讓大家幸福的全新工作、生活方式，并喚起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曾就讀于日本最高的學府、就職于日本最好的公司的阿部先生，放棄了原本為他設計好的人生藍圖，將家安在這個離島上，目的就是追求探索能讓大家幸福的全新工作、生活方式。

另外，位于海士町的公立高中，由于生源不斷減少，學校曾面臨變成廢校的危機。但是近年來，該高中多了一些來自東京、大阪等大都市圈，希望在島上“留學”的學生。一段時間之前，當地初中的畢業生，很多人為了將來能考入理想的大學而選擇去城里念高中，但近幾年選擇留在當地讀高中的學生越來越多。

而且，當地的高中考入一流大學的學生也多了起來，高中的招生名額和班級數也增加了。現在，離島上的這所高中成為了日本高中的典范，從一個頻臨廢校的高中，變成了一個受歡迎的高中。在當地，已經形成這樣一種教育理念，就是比起在分數上的競爭力，應更加重視自己的人生目標。

下面，我介紹第二個例子。

島根縣邑南町，是一個人口1萬人左右的鄉村，是一個純農業的鄉村。

邑南町最新的綜合振興計劃的主題是：打造日本第一育兒村。

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邑南町的人口不斷流向大城市，當地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邑南町是一個地處偏遠地區的農業小鎮，雖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傳統文化，但由于人口日益減少，町政府連維持當地公立高中的正常運轉都成了問題。

慢慢地，當地的社會價值觀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一味追求高收入的價值觀是有盡頭的。在這種情況下，町政府制定新的綜合振興計劃，提出了打造“日本第一育兒村”的構想，從2011年開始出臺了各類育兒幫扶措施，3年內就有83戶128人遷入邑南町，遷入人口超過了遷出人口，而且遷入的家庭多為年輕家庭，小學里的孩子也增加了21個。

邑南町也沒有什么高新技術產業和知名企業，有的只是農業以及農村共同體的相互幫扶。在農村共同體中，大家互幫互助，維持共同的生計。其中深深扎根于町民之間的“互助”，正是城市中所欠缺的。“互助”成為了“日本第一育兒村”的基礎，町政府對此給予了積極的推動和扶持。

以遷入方式移居邑南町的人中，有許多單親媽媽。舉例來說，有個單親媽媽A女士，她有兩個兒子，一個6歲，一個3歲。A女士說：“邑南町具備搬來后能夠立刻開始全新生活的所有條件，這正是我決定搬來的原因。”A女士和另外一個單親媽媽B女士都在藍莓園從事農業生產。

該藍莓園的老板河野勝信先生表示，人口減少導致農業從業人員嚴重缺乏，藍莓園曾面臨生存危機，A女士、B女士她們來了之后，也給當地農業帶來了勃勃生機，我可以繼續我的夢想和追求了。

當A女士忙著做晚飯的時候，鄰居就會把她的兩個孩子接出去玩，這便是農村共同體不同于城市的優點所在。此外，町政府有專人負責協調“新居民”的工作，平時町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會跟“新居民”溝通，“新居民”有困難的時候，我們隨時可以幫助他們解決。

單親媽媽們因為要照顧子女的生活，所以無法加班，因此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這也是導致單親媽媽們收入較低的一個主要原因。在大城市，由于缺少地方社會的這種“互助”，所以，單親媽媽們就只能一個人死扛。

許多人希望擺脫城市這種困境，有一個能夠安心撫養子女的環境，因此，他們選擇了回歸鄉村。

現在，即便不是單親媽媽的家庭，也有許多年輕夫婦為了同樣的目的，以遷入或返鄉的方式回歸鄉村。許多人的動機就是為了擁有一個能夠安心撫養子女的環境。

作為“日本第一育兒村”政策的一環，邑南町建設了町營住宅。建成后的町營住宅有25個家庭入住，其中5個是單親媽媽家庭。

除住房外，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邑南町還完善了相應的硬件設施，例如醫院、學校、托兒所和幼兒園、社會福利設施等，還完善了民眾服務機制。鄉村的復興，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實現的。

最后，對于鄉村復興來說，僅有以產業振興為目的的農業生產及其收入政策是遠遠不夠的。正如“內生式發展理論”的“目標”所闡述的那樣，我們需要一種綜合性的區域發展政策，其目標就是維護人權，促進人的發展，改善生活質量。我前面提到的海士町和邑南町，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

2015年聯合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世界范圍內的鄉村復興也需要基于這一目標去落實，去實現。這，就是我今天報告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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