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原院長溫鐵軍教授發表在《車河模式與靈丘實踐——全域有機農業的中國方案》（第八屆車河國際有機農業論壇會議文集）的文章。

在中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做重大戰略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切不可把有機農業狹義地理解為一種不同于化學化農業的生產模式，而要提高為一種大眾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

因此，我們主張有機農業的從業者、特別是企業，不能只關注生產和銷售，而要自覺地融入“社會化”，這樣才能在這個國家的生態化轉型中積極參與到與生態化有關的社會活動之中。

眾所周知，有機農業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被認為是一種相對資本主義大規模農業造成嚴重“負外部性”代價而興起的社會運動；在中國事實上也應該是社會運動，只不過在現象層次上針對的是產業化農業的質量安全問題，卻不得不在本質上受制于產業資本主導的制度體系那些標準化和制式化的約束。

這個各界廣泛參與的社會實踐雖然很豐富、很國際化，但也應運而生著很多直接影響著有機運動走勢的部門化觀點，很多參與有機農業的單位和個人仍然時不時地被那些工業化時代流行的指標體系和審核方式困擾著，越是按照這些工業化時代內生性的指標體系去做一產領域的農業生產，越是虧損得欲哭無淚……

我們且不去參與堅持停滯在工業化時代的那些技術專家們關于有機標準的爭議，不妨先從“有機農業”概念說起。

胡躍高教授長期從事有機農業的研究與實踐，從胡老師新書里所提出的資料看，一方面，如果從西方人在1972年組建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成立算起，47年時間有機農業已擴展到了世界170多個國家與地區。

有些人覺得有機農業是個有特定標準的、從西方傳入中國的農業模式，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實踐活動也必須符合西方提出的標準，也因此就有了官方、社會組織、企業等三類不同機構的、需要按年收費才能做出的所謂“有機認證”。

此外，還伴隨著很多研究者們據以獲取科研經費的“科學成果”。如果僅從這個視角出發來看有機農業，其發展態勢確實不容樂觀。

胡老師書中資料指出，2013年世界有機農業總面積為4300萬公頃，約占世界農用地面積的1%。其中非洲占0.1%，亞洲占0.2%，歐洲占2.4%，南美占1.1%，北美占0.7%，澳洲占4.1%。比較而言，澳洲、歐洲發展稍好，其余各洲發展基 數低，行動緩慢。2005年亞洲有機農業生產面積為268萬公頃，2013年為343萬公頃；北美2005年為222萬公頃，2013年為305萬公 頃，呈持續增長態勢。

2016年統計，全球有機農業發展農用地面積為5800萬公頃，生產者為270萬戶，全年產值900億美元（FiBL&IFORM,2018），有進一步發展。從全球占比 考慮，其利用的農用地面積占比不足全球的 1.2%，農戶數不到1%，產值不足總量的萬分之三。這些情況標示出，世界有機農業探索100多年來，發展形勢并不那么興旺。

1989年，中國還沒有大面積搞化學化農業的時候，正式加入了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但若不那么刻意地堅守“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體系，則會認為這不應該是有機農業正式引入中國的起點。因為沒有推行化學化、機械化的農業原本就是生態農業，盡管有機農業也在常規意義上關注食品安全、生態環境安全問題的基本屬性，但生態農業與自然界一致的多樣化在性質上遠遠高于從西方引入的有機農業概念。

若從經驗過程看，中國只是20世紀70-90年代對西方開放以來才從海外大量引入化肥農藥生產線，同時還大量進口農用化學品；由此造成的各級有關部門借此獲取財政資金的“成本上推”的內在機制，迫使我國農業陷入資本深化的困境——即使實現了高產也無法抵補不斷追加的成本。其中，真正的獲益者只是那些利用內外的利益扭結而上下其手的投資人！

無論主流精英如何說教，人們看到的最基本的事實是清楚的——用工業化改造農業的短短幾十年間，中國本來維持了數千年的、以最少的資源養活世界最多人口并且維持資源環境可持續的生態農業模式受到全面顛覆。

就是在這個誤以為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就是現代化的主流利益群體推進的巨變 之中，中國社會化的有機農業實踐者被迫選擇突破禁區、開拓創新，在有機農業保障糧食安全問題與鄉村社會安全問題上開展探索。

蔣高明、安金磊、朱安妮、邱建生、石嫣、嚴曉輝、閆洪明、劉小平、吳向明、李云鳳等一大批實踐者，先后在糧食作物、蔬菜水果、畜牧養殖等領域的質量效益型轉變，以及穩產高產上取得重要進展；“有機好吃不減產”觀念成為中國有機農業實踐的口號。

最近20年來，社會創新和大眾努力已經成為普遍趨勢；同時，也使中國今天有機農業耕地面積占世界第一，會員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產值占世界第四。

進一步，如果人們愿意從另一個視角出發，自覺地把中國21世紀正在推進的生 態文明戰略轉型結合起來，就如同社會上很多人認同的看法——如果我們不必那么遵從 “西方中心主義”地去界定所謂標準化、標簽化的有機農業，則有機農業不僅會使人們從關注狹義的農產品質量問題形成一種安全生產這種最低層次的要求，演化為最高層次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甚至由此而成為與國家生態文明戰略結合的三農主流，使之成為一種綠色活動，廣泛遍布于城鄉中國。

因為，所謂有機農業為基礎的生活，在亞洲原住民社會本來就是被生態、生活、 生產“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所內在決定著的一種文化傳統。當代人只需堅持貫徹中央2007年確立、2012年作為國家戰略內在要求人類自覺與自然多樣性結合的生態文明， 則有機農業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主流，并且本源性地、自然天成地內生于這種人類與自然界共同具有的多樣性直接結合的自覺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