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們承擔了農業部的一項軟科學課題，重點針對化肥施用開展國內外比較研究。我們針對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日本、韓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墨西哥等30余個國家1960—2012年間的人口、土地、人均GDP和化肥使用進行了分析。

數據顯示，美國的化肥使用基本上是一種“增長—穩定”的模式，從1961年到1980年一直在上升，而后趨于穩定；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土地面積比較大，其化肥使用呈現了“增長”的趨勢，現在還在上升，尤其是加拿大；歐洲的幾個國家，如德國、英國和法國則呈現“增長—降低”趨勢，他們均在經歷上升趨勢后，開始有一個明顯的拐點，之后大幅度下降；日本和韓國的情況跟歐洲差不多，基本上也是增長，然后平穩而后下降，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下降，日本要早一些；墨西哥、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化肥使用情況，基本呈現增長而后穩定或增長趨勢。

中國的化肥消費模式類似于巴西和印度，均是整體呈增長趨勢，但中國的化肥消費量要遠高于巴西和印度，是所有國家中消費量最高的。美國和墨西哥均呈現“增長—穩定”的模式，現如今的消費量是高峰期的90%左右；德國、法國、英國、韓國和日本則呈現的是“增長—降低”模式，現如今的消費量是高峰值的50%左右。各國出現拐點的時間大多集中在上世紀80—90年代間，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化肥使用降低的拐點和美國化肥消費量穩定的拐點大都在80年代中后期。

我們又分析了人均GDP跟化肥消費量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化肥消費量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呈現出先增加后下降的趨勢，美國、澳大利亞和南非的化肥消費量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呈現出先增加后穩定的趨勢；人均GDP在8000～12000美元時，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和韓國的化肥消費量均出現拐點，時間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化肥消費量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呈現增長趨勢，但隨著GDP的增加，化肥消費增速減緩，中國更明顯。

這說明，化肥使用趨勢實際上是有規律的。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化肥使用量必然下降。我個人認為這實際是一個經濟現象，即在工業化時代，經濟模式總 體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這一階段必然伴隨著化肥使用量的不斷攀升，以致出現過量使用和污染；而在后工業化或生態文明時代，全社會開始關注環境保護，公眾的環保意識普遍提升，傳統依賴高投入、高污染的生產方式必然受到沖擊，政府及企業開始考慮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化肥使用量必然趨于穩定或下降。

事實上，2015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8000美元，而且正在以6.5%左右的增速繼續增長，從宏觀經濟水平和世界發展規律來看，我國將進入化肥使用由增到減的一個重要歷史拐點。化肥減施本質上反映了常規農業向環保農業的轉型道路和方向，預示著農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如何順應這一趨勢以及如何建立可持續農業生產體系并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值得人們關注。

下面提到的幾個例子，充分說明現代農業已經到了靠單一技術無法解決問題的階段。

華北設施蔬菜種植及地下水污染。華北設施蔬菜大面積種植，氮肥投入都很高，因而導致了地下水的硝酸鹽污染。這個問題大家都了解，但實際上到現在都沒有得到解決。大家做的都是小范圍的研究示范，還沒有做到大范圍示范，大面積的地下水污染目前基本沒有任何改觀。而且近年來華北設施蔬菜的投入還有增大趨勢，因為很多地方在原有化肥投入基礎上（一些地方開始適量減少化肥）還在大量使用有機肥。

我們在山東平原的有機肥替代化肥示范表明，把化肥減一半，蔬菜的產量還可增加30%以上。但有機肥的替代，似乎并沒有解決當地的地下水污染問題，這種污染靠一家一戶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養殖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化利用。2017年，國家一共投入了20億元，在50多個縣開展畜禽廢棄物的治理，實際上對每個縣來講這些投入也是很有限的。我們發現很多養殖場比較盲目，一開始沒有配套土地，在近年環保壓力下，花費大量資金對廢水進行處理，以達到排放標準。這些養殖企業沒有想到，在缺乏配套土地的情形下，受環境治理成本的影響，未來要么面臨搬遷，要么在市場競爭中垮掉。

單一技術解決不了養殖場畜禽糞污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整體解決方案上來，即養殖要跟種植結合，實現零排放，固體糞便回到農田，液體廢水也要回到農田。如果按照1畝地5頭豬來測算，一個10萬頭存欄的大型養豬場就要配套2萬畝農田，現在土地流轉費每畝約1000元，流轉土地代價也不低。因此，必須靠政府整體規劃和布局，養殖企業不要過分追求規模，要適度分散，與種植業結合，這樣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北京農業生態需要重構。北京市現在搞都市農業，也面臨諸多困境。為了保證城市用水，北京郊區發展節水農業，開始限制大量耗水作物；建設生態屏障，大力發展林業，就要占去耕地；發展休閑農業，種植了大量的外來人工植物，花花綠綠很漂亮，但卻破壞了很多自然景觀；有機農業搞了很多年，但缺乏自信，認為不可能做到；循環農業則面臨養殖外遷，造成人為種養分離。

總體上農業的農耕基礎在全面動搖，土壤、水、植物、動物包括農民都面臨被腰斬和拆解的局面，農業生態體系面臨全面退化的威脅。通過上述三個例子可以看出，單一技術解決不了農業環境問題，農業環境問題必須從系統入手，從源頭和過程抓起才可以得到根治。生態系統本身不產生污染才是正道，不要把污染留到后面去治理。總的來講，生態農業是大勢所趨。

許多國家都在進行農業生態轉型，轉型就意味著要更多地考慮生產功能以外的生態功能、環境功能和景觀文化功能，但是中國的農業到底是不是到了這個時候？到底是不是應該轉了？前面化肥的數據，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支撐。然而目前國家層面還缺乏全面推動農業生態轉型的頂層政策。

從農業生產功能來看，實施生態農業并不一定意味著糧食減產和歉收。世界主要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并未因環保政策的實施而出現糧食減產；相反，由于全面實施環保型農業，一方面，這些先行國家充分借助世界貿易自由化，以較低成本獲得了部分食物產品；另一方面，則通過環保政策或綠箱政策回避了許多來自WTO的貿易壁壘，并順利實現了農業從不可持續向可持續的歷史性轉變。目前值得深入分析和總結發達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經驗及教訓，理清農業發展思路，為未來幾十年我國的農業穩定發展提供頂層政策性設計框架。同時，啟動相關產業、技術和政策試點，提供可行的推進方案與途徑。

在政策上，應完善有機、綠色、生態三位一體的生態農業生產體系，確立農業轉型目標及指標（2015年10%和2030年50%），重點地區實施生態補償的政策。

在環保轉型過程中，我國農業需要吸收日韓經驗，從頂層修改農業法或制定專門的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法；在農業部完善環保生態相關職能司局，相應建立不同層次的政府管理機構，并協調相關科研院校機構支撐體系；統籌國家涉農補貼政策，取消不利于環境保護的補貼政策，調整建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補貼優惠政策體系；修改生態農產品認證及管理體系，取消無公害標志，綠色標志需要提出減化肥、農藥的具體比例，鼓勵發展有機農業；啟動新一輪全國生態農業建設行動計劃，切實從區域層次對農業和環境進行整體協調布局和建設；開展土壤、水體、大氣監測網絡及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規劃。

除了開展頂層生態農業政策設計及宏觀布局以外，非常有必要在基層開展生態農場建設。這也是今年我們開展的一項工作，即制定農業部生態農場認定標準。

在考慮生態農場認定時，我們想從目前快速發展的新型農村經營主體開始，包括家庭農場、合作社、種植大戶、企業等。另外生態農場邊界要清晰，所有權和經營權明確，應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權和合法經營權；農場面積不小于50畝；在農場經營過程中積極采用各種生態技術措施；優先選擇獲得有機產品、綠色食品和生態農產品認證的農場。

生態農場的發展建議如下：（1）提高各級政府及公眾對生態農業的認識水平，并把生態農場作為今后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2）確立生態農場的建設標準。（3）制定生態農場建設的技術清單，推動國家現有農業補貼政策，向采用這些綠色技術的農場傾斜。（4）借助“互聯網+”，建立全國范圍的生態農場信息與推廣網絡。（5）加強基于生態農場的科研項目立項，包括長期定位實驗、重大技術研發以及生態農產品開發和推廣。

下一步需要開展生態農場建設標準、生態農場建設技術導則、生態農場認定管理辦法、全國生態農場信息直報系統、生態農場認定區域示范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