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宣布對美國約500億美元的征稅商品中，第一和第二項都是大豆，在各大媒體關于中美貿易戰的報道中，大豆也被提到了顯要位置。此前，前財長樓繼偉也表示，如果是他在政府，回擊美國可能會先打大豆。

為什么這項農產品如此受關注？又或者說，中國為何如何有底氣？

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大豆播種面積變化不大，在緩慢上升約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但中國每年進口的大豆數量則直線上升，2012年達到5300萬噸，大約是該年中國自己生產的1300萬噸的四倍。

這意味著中國大豆消費總量的80％是進口的。

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產和出口國，而且直至1995年，中國消費的大豆基本由國內生產提供。如此短期之內、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到底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會發生呢？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發起活動提倡公眾“品嘗”轉基因食品，自稱是一項“科普”工作，引起崔永元的激烈評擊，導致兩人的“五輪激戰”，一時轉基因食品問題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其中大豆問題特別突出。

方舟子主要從科學主義和現代主義角度來看待問題。而在同一時段，一些知名“左派”學者則主要從反對跨國資本和提倡民族主權角度出發，論證轉基因食品對小生產者、中國農業和相關產業所帶來的破壞性沖擊，同時也把問題納入長遠的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框架內來進行討論。

今天的文章來說一說未曾得到雙方重視的兩點：一是當前大豆生產和進口背后的經濟邏輯；二是中國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擇以及其所隱含的有可能成為充滿建設性潛力的未來出路。

首先要明確的是，大豆生產是占用相對較多土地和使用相對較少勞動力的農業生產，其單位面積產值較低。它的單位面積產值要遠低于高值農產品——諸如（我們稱之為）“新農業”的拱棚/溫室蔬菜、水果和肉魚養殖。

與大豆生產不同，后者是“勞力和（非機械）資本（如肥料、優質種子、拱棚、薄膜等）雙密集”的農業，用地相對較少——其單位面積產值要遠高于大豆和糧食生產的“舊農業”。

新農業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農業革命的基本動力。

顯然，這三十年來的農林牧漁“大農業”總產值提高的來源，主要不在于種植業的畝產量（亦即傳統意義上的農業革命）增加，而在于農業結構的重組。

主要是高值農產品在農業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于牧業和漁業產值所代表的養殖業的大規模擴增。這期間，種植業的產值雖然增加了307％，但牧業則增加了943％，漁業更增加了1804％。

種植業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農業的是拱棚和溫室蔬菜，在產值增加方面起到遠高于舊農業的谷物種植所起的作用。

其中，在舊農業的谷物和大豆種植面積所占比例基本穩定的同時，其所占產值比例日益收縮，從不止四分之一收縮到不到六分之一。

同時，新農業——蔬菜、養殖、漁業——的產值則和農業總產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擴增，所占總產值比例已經快速擴增到谷物的四倍。

這個農業結構的轉變正是近三十年的農業革命的核心。而在舊農業的谷物和大豆種植之中，大豆是單位面積產值最低的作物：其產值所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種面積的約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還要低一半。

顯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結構越來越多地轉向高值農產品。這也是中國農業越來越依賴進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經濟原因，更是中國積極在巴西購買土地來生產大豆的基本經濟動因。

純粹從經濟角度來考慮，用新農業替代舊農業，是劃得來的。將用地較少、產值較高的新農業產品（蔬菜、水果、肉魚）的出口與用地較多、產值較低的舊農業的進口來交換，也是劃得來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考慮：如果中國想要完全由自己來生產每年所消費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播種多少畝大豆，占用全國總播種面積多少？

2009年以來，每年需要另外播種約四億畝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國總播種面積的15％～20％。這意味著必須減少如此幅度的谷物或高值新農業產品，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考慮。

這是國內大豆產量沒有顯著增加而大豆進口快速增長的基本原因。

而近二十年來大豆的播種面積之所以沒有更多地縮減，主要是因為國家出于保證基本食品供應獨立性的考慮，一直都在補貼不那么高效益的大豆和糧食種植，并大規模儲備糧食借以穩定價格。

如果簡單按照中國勞動力相對豐富和便宜，以及美國、巴西等國家的土地相對豐富和便宜的“比較優勢”邏輯來考慮，更為經濟的結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換：

由中國來負擔更多的勞動相對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種植和肉魚養殖，由美國、巴西、阿根廷來負擔更多的土地密集糧食生產。但是，糧食結構從來就不簡單決定于經濟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對中國進口大豆的來源地美國來說，其經濟邏輯則正好相反。

轉基因大豆占到絕對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抗農達”轉基因大豆：“農達”（Roundup ）草柑膦是美國最廣泛使用的除雜草劑，而所謂的“抗農達”的含義就是RR轉基因大豆具有抗拒這種除草劑的能力。

這是個關鍵特征，因為對地多人少的美國農業來說，節省勞動力而不是節省用地才是最關鍵的因素。這里應該說明，迄今轉基因大豆并沒有能夠實現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單位面積產量。

美國之所以能夠相對廉價生產這種轉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借草柑膦的使用而節省了除草所需的勞動成本，而不是因為它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這也是美國這種轉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夠占據到其本國90％的大豆生產以及大規模占據中國進口大豆市場的重要因素。

當然，促成當前的大豆經濟結構背后的另一主要經濟動力是市場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近三十年來，伴隨人民收入提高而來的中國食品消費的轉型。

從原來的8：1：1（糧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4：3：3的演變。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均肉魚消費有顯著的增加。水果同樣如此。蔬菜消費的變化則體現在不是簡單的量性增加，而是越來越多的不同品種和高檔蔬菜的消費。而糧食消費則大規模減少。

大豆消費總量在近二十年來所增加的部分（約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傳統豆制品（豆腐、豆皮、醬油、腐乳等）消費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品消費的增加，如人們食用的豆油和養殖業所用飼料中的豆粕。

豆油之所以多用進口轉基因大豆不僅是因為其原料相對便宜，而是因為其含油量（19％）要高于中國的天然大豆（17％）。

近年來進口的大豆約三分之二用于生產飼料，而飼料中的“飼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賴進口轉基因大豆主要是因為其價格相對便宜。

當然，美國政府大力補貼出口的轉基因大豆生產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對中國來說，地多人少國家所產的大豆既然基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國便宜，更便宜點只會加強使用進口大豆的動機。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之所以接受低關稅是有其經濟考慮的。當代中國是一個主權性很強的國家，政府也是精打細算的政府，絕對不應錯認為是類似于帝國主義時期關稅完全受人擺布的國家。

至于中國的土產天然大豆，與轉基因大豆相比，一個重要的優點是蛋白質含量更高。迄今國家不允許轉移因大豆在國內種植，原因之一是轉基因大豆與天然大豆混合的話，很可能會導致天然大豆基因的變異。

這是中國能夠出口大豆蛋白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中國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速增長，2010年達到22萬噸的規模，占全球總大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

雖然如此，大豆蛋白出口量還只相當于進口大豆的較小比例：2010年總值才約四億美元，只是進口大豆總值250億美元的1.6％。

中國大豆長遠的、真正的出路其實主要在于保健食品。關心和使用健康食品者，絕少會愿意食用轉基因食品，冒人們尚未能夠確切知道的可能風險。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關心健康和食品安全問題的今天，中國的天然大豆和其制品其實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全世界主要產區都轉產轉基因大豆的大趨勢下，中國的天然大豆未來完全可以占據大豆作為保健食品的主要供應地的市場。

作為保健食品原料，天然大豆具有高于轉基因大豆的經濟效益：2013年美國本國的轉基因大豆價格是500美元/噸～600美元/噸，而從中國進口的有機天然大豆的市價則約1000美元。

近年來，國外大豆保健食品市場快速擴增，而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高收入人群的進一步擴增，在國內也將具有更寬闊的市場。

這是一個能夠把大豆從舊農業的低值生產逐步轉向類似于其他高值新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康莊大道，是一個值得國家積極投入和特別鼓勵與扶持的產業領域。

在國外轉基因大豆大規模輸入中國的演變過程中，生產大豆的中國小農以及與大豆相關的產業（尤其是榨豆油產業）毋庸說是受到強大的沖擊。

在中國主產區的黑龍江，最近幾年來大豆種植面積一直銳減，從2009年的約六千萬畝減至2013年的約三千萬畝。該地越來越多農民不愿意種大豆，而當地大豆壓榨企業也因此大規模停產。

如此的大幅減產確實令人擔憂。

雖然如此，上面已經看到，中國政府一直有意識地在衛護中國的天然大豆經濟，最關鍵的舉措是禁止國內生產轉基因大豆。

這和巴西、阿根廷等國截然不同。它們在短短的十來年中，已經成為被美國孟山都公司的RR轉基因大豆所完全侵占的天下，其種植面積已經和美國一樣達到所有大豆的90％以上，而全中國的天然大豆種植面積則基本維持之前的面積。

新型榨油業一度曾有被跨國資本控制的憂慮，但經過一番努力，目前已經成為國企、民企和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雖然如此，面對一些大規模跨國公司試圖控制、壟斷中國榨油業來擴大、確立轉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國的市場，這是一個仍然需要警惕的問題。

此外則是大豆蛋白的生產。上面已經看到，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了大豆蛋白產業，目前占到世界總出口量的一半。這方面，國家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到目前為止，其生產主要限于肉制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進入能與美國和日本花樣眾多的保健食品領域內競爭。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國家政權是當今世界上極少數有可能與跨國資本抗衡的權力機構，是極少數在全球資本面前有可能爭得另一種發展道路的權力機構。

在大豆經濟方面，中國政府這些年來所展示的，不是脆弱地任憑全球資本侵占和宰割，也不是面對世界貿易組織壓力下的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對不利的基本經濟邏輯（即人多地少國家相對地多人少國家所占的“比較優勢”），同時考慮了糧食安全這樣的政治因素之后，所做出的抉擇。

同時，也是在自身（“勞動—資本雙密集”的）新農業的總體發展趨勢下所做出的合理選擇——節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國的豐富勞動力資源。

中國的大豆經濟，不能說在全球資本的沖擊下面臨崩潰，而是應該說，具有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潛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實是，與其他大豆生產國家不同，中國種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

僅從天然大豆來看，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產地。如果中國真能大規模地朝著綠色的天然大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條路來，其含義將會超出大豆經濟的領域。

我們不應該忽視大豆生產和銷售背后的經濟邏輯和動力，而把大豆經濟簡單看作一種“外國資本”與“中國主體性”非此即彼的對立。同樣，也不應把它簡單看作是西方和中國之間非此即彼的對立。

在大豆經濟上，中國政府所采用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保護中國原有的大豆經濟，不允許在中國種植轉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則允許市場和經濟邏輯，包括低額的關稅，來決定近年來的大豆進口。

這樣的政策抉擇雖然多有不足之處，比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維護豆農和豆制品產業，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業的發展，但其基本的經濟戰略可以說是現實的、合理的，因為這等于是為中國的高值新農業爭得更多可資使用的土地、更多的發展空間。

也可以更“粗暴”地說，一定程度上，憑借高值農產品的出口（蔬菜、水果、肉魚）來換取相對廉價的大豆和谷物產品的進口。

甚至還可以說，為中國的養殖業爭得帶有美國政府補貼的廉價高效飼料，借助美國和巴西寬大的土地資源來推進中國特色的小而精的新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今后最大的挑戰是，中國的大豆經濟能否從僅是維護原有的傳統型大豆經濟，更多地轉向具有光明發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經濟。

一方面要看，在生物技術上中國能否進入國際前沿并發明出特別適用于中國的天然大豆及其制品的技術；另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與社會資本共同來為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經濟優勢。

這是一個需要冷靜思考和扎實的科學研究，而不是一個靠意識形態或感情用事所能解決的問題。

薦稿：徐立政，北大縱橫高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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