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發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是繁榮新時代中國特色合作經濟的重大理論探索和實踐嘗試。從某一類型的單一合作發展為集生產、供銷與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合作，有利于全局性地發揮合作經濟組織的制度優勢，在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兩個維度上深化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合作社通過開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可以增加其與社員之間互助、互信、互惠的利益聯結點，提高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合作緊密程度，進而優化組織內部收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促進農業產業鏈的重塑和價值鏈的重構。本文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選取了三個不同類型的合作社作為案例，比較分析了合作社單一合作和綜合合作的內在差異和關鍵機制，驗證了上述邏輯，所得結論對我國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提供了有益參考。

“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源于200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親自指導瑞安市進行的基于生產、供銷、信用相結合的農村改革試驗(徐旭初等，2018;徐祥臨，2017)。2015年以來，“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在浙江、山東、河北、廣東等地的供銷合作社改革試點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提升。各地具體的實踐經驗表明，以合作社為載體的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農業全過程管理和全要素優化配置，能夠促進合作社與農戶在供應鏈上的縱向協作，增進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信任程度和長期合作，更好地實現合作社與農戶的利益聯結與共生發展(申云等，2019;孫崑等，2019)。隨著實踐效果的顯現，“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進一步上升為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頂層設計的重要內容。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積極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2018年和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明確要繼續發展多樣化的聯合與合作，進一步提升小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加快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2021年是我國“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改革15周年，深化合作經濟理論研究，總結提升各地改革創新經驗，促進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不同于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基于農村社區的綜合農協框架下的合作社，我國的農民合作社自進入市場之日伊始就深度嵌入農業縱向一體化與供應鏈管理的外部市場環境之中(徐旭初，2009)，因而它承載了千家萬戶的小農戶進入千變萬化的大市場過程中市場地位提升和利益保護的“重任”。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后，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政府支持下快速發展。截至2020年6月底，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到221.8萬家。合作社不僅在數量規模上快速擴張，在實踐上也不斷分化出農機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村社區股份合作社等獨特形式，成為順應市場化進程、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有效組織載體(孔祥智，2018)。雖然合作社的功能在不斷拓展，不少合作社從早期主要提供農業技術服務或銷售服務的單一功能拓展到為其成員提供包括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全方位的多功能服務，但是現階段合作社從生產、供銷、信用三個維度成功開展綜合合作的比重仍然不高。那么，“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實現條件和形成機制是什么?這種制度創新的優勢究竟如何體現?能否在全國較大范圍進行推廣?需要進行更深入地分析并提供更多的理論和實證依據。

為此，本文以來自黑龍江、河北、內蒙古三個地區的三家合作社為例，基于各合作社作為市場主體的組織特征，探討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相對于僅有生產、供銷或信用等單一合作或某兩種組合的農民合作社而言，“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內在制度優勢，為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提供有益的參考。

農戶作為弱勢群體在市場中容易受到利益侵害。一方面，他們在畜群、機械、手工技能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專用性投資;另一方面，農業生產中的許多不確定因素如天氣、市場、地理條件等又使他們面臨著各式各樣的風險。早期的合作經濟理論指出，農戶通過合作可以形成一種聯盟，在獲取(外部)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促進聯盟內成員的效益最大化(Phillips，1953;Bateman等，1979)。此后，更多的學者從制度變遷的視角認為，農戶合作是在外部利潤的誘導下進行的一項制度創新行為，該行為的基本動力來自于現存制度(未合作狀態)所未能實現的潛在收益，實質也是利益最大化的表現(諾思，1994;羅必良，2000;鄧衡山等;2011)。近年來的大量實證研究已經表明，農戶合作的收益主要可以反映在降低交易費用、實現外部規模經濟和規避市場風險等三個方面(孔祥智等，2012;黃祖輝，2018)。首先，相對于小而分散的農戶直接進入市場進行交易，農戶合作后通過合作社與市場進行交易可以大大提高交易地位和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費用。其次，通過合作有助于農戶集中有限的資源形成批量交易，享受規模流通的效益;還可以在采購、銷售等監督費用低、個人又很難進行的服務環節上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收益。再次，通過合作有助于農戶獲得更多的市場交易信息，通過將收益和風險相配合，解決協調和決策專業化問題，有效規避和分擔市場風險(黃勝忠等，2014)。

但是，農民合作社作為一種基于農戶合作的農業產業化組織載體，若僅通過生產合作完成種植、灌溉、防治病蟲害、收割等生產性活動，或僅通過供銷合作獲得農村商品流通與倉儲服務，又或僅通過信用合作獲得合作社內部資金支持，都只能在生產、供銷或信用的某一方面形成相對于單個農戶的經營優勢，但不能有效地建立起較其他市場主體而言更具競爭力的產業鏈橫向、縱向組織優勢(邵慧敏等，2018;萬江紅等，2015)。同時，由于合作社在成立之初需要發起人投入較多的組織成本和專有性資源，在實際運作中也出現了不少與制度設計初衷相背離的異化現象。一方面，組織的決策權掌握在以發起人為主的“股東會”手中，發起人占有了合作社主要的經營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而廣大普通社員被顧客化，普通社員股份被存款化，社員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的機制喪失等(曲承樂等，2019;肖榮榮等，2020)。另一方面，組織內部的利益聯結點過于單一，則很難維系社員與合作社之間形成一種長久、穩定的合作關系。過于單一的合作也容易導致合作社與社員之間關系松散甚至合作關系的徹底失效，從而催生出了許多“空殼合作社”或“虛假合作社”。文獻梳理也表明，越是合作形式、內容或維度比較單一的合作社，一旦市場條件或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合作社沒有實質運行或不能規范運行的可能性就越高。由此也引發了中國究竟有沒有真正合作社的爭論(梁巧等，2019;應瑞瑤等，2017)。為有效規范合作社運行、提升合作社的發展質量，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等11個部門于2019年2月聯合印發了《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空殼社”專項清理工作方案》，對于一些不能正常運行的“空殼社”進行清理注銷，這標志著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進入了從注重合作與否的數量增加到追求深度合作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張益豐等，2020)。

日、韓綜合農協體系下的合作社可以為農民提供技術指導、購銷、信用、保險等全方位的綜合服務，為我國農民合作社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提供了不少借鑒。在當前我國合作社存續和發展存在明顯的分化甚至異化趨勢的背景下，要實現小農戶和各類規模經營主體雙方或多方福利的帕累托改進，以合作社為組織載體開展農業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意義重大，并在實踐中表現出積極的作用(王曙光，2010)。全過程合作是農民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從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全方位地參與合作，合作貫穿“從田頭到餐桌”的全部程序。而全要素合作，是農民在參與合作的過程中實現勞動力、土地、資金、技術、信息、企業家才能等各方面因素的共享與互助(王曙光，2008)。合作社通過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兩條路徑使單一合作向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轉變，有利于在異質性社員之間形成更為穩定、可持續的合作關系，圍繞農業產業鏈條上下游和多元要素合作形成具有利益趨同性的共同體(于欣慧等，2017)。其基本邏輯見圖1。

圖1 “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內在機理

一方面，全過程合作意味著農產品生產、加工、儲運、營銷、消費等諸多環節內的橫向合作與環節之間縱向合作的結合。前者是全過程合作的基礎，即每個環節上的同類主體或具有一定專業化分工的同業主體的合作，常意味著產業經濟的橫向規模。后者是全過程合作的表現，即產業鏈上下游各環節之間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的交易性合作，常意味著產業經濟的縱向深度，并決定著產業整體經濟規模。“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是從生產領域的單一合作延伸到產業鏈后端直至消費環節的合作形式。

尤其是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反映了農業產業鏈基于橫向擴展基礎上的縱向一體化過程，同時實現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增進了合作者經濟收益水平。事實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學者恰亞諾夫就描述過類似的“合作形式的農業縱向一體化過程”(恰亞諾夫，1925)。國內農業發展的大量實踐也表明全過程合作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以奶農合作社為例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合作社內在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上的縱向協作緊密程度會通過對技術研發、生產加工、品牌營銷等價值鏈環節的占據與延伸影響合作社的收益水平及收益分配機制。其中，縱向協作內容更多、緊密程度更高的合作社的收益水平及收益分配公平性均高于單一的松散型合作社(Zhong等，2018)。

另一方面，在全要素合作維度，隨著社員與合作社之間合作程度及信任程度的不斷深化，農民依據自身資源稟賦結構性不足在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上深化合作，以橫向聯合為特征的生產合作也將內生出以縱向聯合為特征的供銷合作與信用合作等形式。已有研究表明，有效的合作關系是建立在善意信任、能力信任、制度信任等的互信基礎之上的，信任將有助于合作程度的加深和合作關系的穩定，進而對提升合作社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等合作社績效和改善外部市場環境等產生積極意義(楊丹等，2015)。也有研究顯示，從合作社起步階段到成熟發展，合作社在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的基礎上不斷提升抵抗內外部環境壓力的能力，可以激發多元復合資源體系的整體活力，這為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提供了生長機制(趙曉峰，2017)。同時，合作社通過信用合作來滿足社員生產性資金需求，實際上是一種具備互為條件性、封閉性和同時性的互聯性交易，它有利于降低信用合作契約的交易費用，抑制信用合作契約的道德風險，提升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陳東平等，2017)。

為了分析驗證“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優勢效果和內在機制，課題組于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對黑龍江FJ合作社(以下簡稱“FJ合作社”)、河北HJ三農合作社(以下簡稱“HJ合作社”)和內蒙古TH農業合作社(以下簡稱“TH合作社”)分別進行了調研，其中FJ合作社主要是開展生產和供銷合作，HJ合作社是開展信用的單一性合作社，TH合作社是同時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合作社，課題組在三個差異性案例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了近四萬字的訪談記錄，為本研究提供了較好的素材。

FJ合作社位于黑龍江省富錦市，是一個開展糧食生產合作與供銷合作的農民合作社，主要從事糧食種植、生產加工與銷售。富錦市地處黑龍江省東北部、松花江下游南岸，是三江平原腹地的中心城市，也是黑龍江省重點產糧基地，全國100個產糧大縣之一，享有“中國東北大米之鄉”“北國糧都”的美譽。2018年3月，FJ糧食專業合作社成立，截至2019年6月共有社員712戶。

FJ合作社設有種植部、加工部和銷售部三個部門。種植部主要負責制定農產品的生產質量標準、組織社員參與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組織社員參與產前安全生產培訓、統一施肥、統一病蟲害防治等。加工部主要負責對社員的糧食統一收購，然后按照不同的糧食品種進行簡單的加工生產和包裝。銷售部是整個合作社的核心部門，主要負責對外聯絡和糧食的對外統一銷售。合作社社員實繳資金入股，收益的60%按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的比例返還，其余部分按社員出資額的比例進行分配。

HJ合作社位于河北省河間市，2009年3月在當地工商部門注冊成立。該合作社的楊理事長是農民出身，以前在當地農信社當過代辦員，能深切體會農民生產生活的艱辛和不易。在2007年《合作社法》頒布實施后，楊理事長敏銳地感到農民合作社是未來農村的發展方向，于是他帶領幾名核心成員成立了合作社。該合作社成立之初做了一些生產和供銷合作方面的嘗試。當時村中有200畝集體土地種植的棗樹因長期缺乏有效管理于2008年被分給90位農戶各自打理。合作社成立之后，就動員這90位農戶中的79位棗農加入了合作社，并與他們達成了協議:由合作社負責棗樹的施肥和病蟲管理，果實成熟后由合作社統一采摘出售然后再進行利益分配。合作社為此還專門聘請了棗樹種植的技術專家。在良好的技術管理下，棗樹在2009年獲得了較大的豐收，但由于當時合作社對于很多農民來說還是新生事物，合作社也沒有通過相應的培訓來強化社員的契約意識，所以在果實成熟后一些農民在未告知合作社的情況下紛紛自行采摘并低價出售大棗，導致合作社在經濟上遭受了較大損失，甚至一度無法支付前期棗樹管理中的農藥費用和機械的租賃費用。

此后，合作社又嘗試了為農戶提供技術、農資(如化肥等)強化生產與供銷合作，但都因組織松散而沒有達到很好的合作效果。多次的失敗讓合作社發起人開始反思究竟什么才是當地農民的稀缺稟賦。由于當地農民的土地規模不大，僅通過統購農資很難在社員和合作社之間形成較強的利益聯結。但當地絕大多數農戶迫切的貸款需求在正規金融渠道中很難獲得有效的滿足，加之理事長之前擔任農信社代辦員的經歷為他管理農村信貸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于是，從2011年開始，HJ合作社開始放棄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的經營思路，轉而向社員僅提供單一的信用合作，在社區內通過吸納股金同時向社員提供小額貸款的放貸業務，以資金為紐帶強化社員與合作社的利益聯結。2011年1月11日，該合作社實現了第一筆社員互助股金。截至2019年7月，合作社已開設39個分社，發展社員3356人，股金余額為4100萬元。其中，最大的分社社員數超過400人，互助貸款3478萬元。目前，HJ合作社的總體經營穩定，無大的壞賬記錄。在收益分配上，合作社將社員每年存放的互助股金視為該社員與本社的交易額，年終可分配盈余按社員與本社的交易額比例進行返還。

TH合作社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磴口縣，于2015年3月注冊成立，是一個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農民合作社。合作社下設生產、營銷、財務、行政四個部門，通過各部門的分工合作來提高運營管理效率。合作社社員大會的選舉和表決實行一人一票制，無論出資額的多少與交易量的大小，每個成員均具有一票基本表決權。為了在生產、營銷、物流各環節將農民組織起來并更好地貼近群眾為社員服務，TH合作社立足縣域范圍，以縣為管理中心設立總社，同時在鄉鎮設立基層分社，以村級小賣店為據點在村設置服務網點。自2016年起，TH合作社各項業務不斷發展，逐步走向正軌，并于2017年開始初步實現盈利。截至2019年7月，TH合作社已建立了9個基層分社，27個服務網點，擁有社員471戶。基層分社承擔擔保、發展、組織、上傳下達等職能并負責社員的經濟往來交易的統計。由于信用合作的規模尚小，合作社收益分配上主要按社員與合作社農產品交易額的比例進行返還。

在TH合作社成立之前，磴口縣種養業均以農牧民分散經營為主，組織化程度低，無法實現品種、技術、設施的標準化，沒有形成有競爭力的農業產業。該合作社成立以來，通過協調各種資源，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發展模式下逐步幫助當地種植和養殖戶打造和優化生鮮農產品的供應鏈。在5年時間里，結合當地產業特色，成功打造了華萊士瓜種植基地、磴口肉羊養殖基地和7個TH倉儲物流基地(以下簡稱“TH倉”)，輻射服務農戶3000余戶;并通過合作社內部信用體系有效提高了社員的融資可得性，實現當地農產業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融合，在促進當地農業產業化發展和提高農牧民的收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2019年該合作社獲得了“國家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社”榮譽稱號。

以上三個合作社的主營業務、基本模式和利益分配如表1所示。

為了分析論證“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相對于單一合作的優勢，本文以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TH合作社為基準案例，將未開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FJ合作社和HJ合作社分別與之進行對比分析，解構其在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兩個維度上，如何有效深化和增進合作社與社員之間合作的緊密程度、拓展合作社經營服務領域、提升合作社經營服務質量，最終帶動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的內在機制。

1.全過程合作:

FJ合作社與TH合作社的比較。FJ合作社成立的時間不長，現有社員712戶，合作社與社員之間在生產和供銷方面展開了合作，在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方面實現了利益聯結，但是缺乏資本要素聯結的信用合作，這給合作社的發展帶來了一些現實困境。首先，FJ合作社認識到有效的生產行為規范是提高農產品生產效率和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有效途徑，因此，合作社制定了農產品的生產質量標準、統一施肥、統一病蟲害防治，并組織社員參與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體系和開展安全生產等培訓，但缺乏資金紐帶使得社員與合作社整體合作關系較為松散。尤其當糧食價格波動時極易對社員之間的合作行為造成沖擊，使合作社在統籌協調糧食的生產、銷售方面的能力減弱。其次，合作社的發展始終受到較強的資金約束，難以進行充分投資、增強產業競爭力。FJ合作社內部的資本要素主要集中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糧食銷售加工部，采取集資收糧、按交易量分紅的形式，但712戶社員中僅有24戶參股加入銷售加工部。合作社每年動用1000萬元資金收購約5萬噸糧食，由于沒有開展信用合作，每年向社員統購糧食和集中倉儲時都因缺乏資金倍感壓力;同時，在訂單農業中，由于競爭激烈，糧食購買方也是定期對農產品交易進行結算，且資金結算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合作社的自有資金完全不能滿足統一購銷的需求，這也是合作社業務拓展較慢的主要原因。在實地調研中，該合作社的鄒理事長表示合作社正在與當地小具規模的其他資金互助社規劃建立聯合社，以解決FJ合作社糧食收購及生產加工資金短缺的問題。

相比較而言，TH合作社通過開展全過程合作，將產前物化投入、產中生產組織到產后保鮮、加工、儲存、市場投入、批發、零售、消費等環節緊密結合，通過協調各方資源，將分散的農戶、科研部門、政府部門、金融部門、農資部門、農產品加工企業、農產品銷售商及消費者等聚合起來，發揮各自的優勢，共同打造當地特色農業產業鏈。TH合作社的運行機制如圖2所示。

圖2 TH合作社的運行機制

在生產合作方面，TH合作社以技術為先導，全面提升全社農業生產經營水平。合作社及其分社覆蓋的可耕種土地約50萬畝，從事種植農戶11000余戶。合作社以生產指導和統購農資為主，在種植和養殖的過程中為農民提供定期培訓指導和科學調整種植結構兩個方面的服務。合作社重視社員參與社內事務，除了每季度安排的例會，還在社內成立“TH三農學堂”定期為社內農牧民提供生產指導。例如，為了進一步提高種植技術、改進種植條件，合作社聘請專業的瓜果種植專家進行實地考察，通過“瓜農學堂”向當地瓜農社員免費傳授改進生產技術的經驗。合作社通過全程種植技術指導來進行規范化的管理，在申請綠色食品基地認證、良好農業規范認證和出口蔬菜備案基地認證過程中來進一步規范蜜瓜種植的標準化行為。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為了幫助社員更好地了解合作社的生產運營，合作社還組織社員多次參加各種培訓和論壇，使合作的思想和理念深入人心。2015—2017年社員參與社務的情況如表2所示。

在供銷合作方面，TH合作社充分利用規模效應，有效降低生產資料投入和農產品銷售成本。合作社發揮議價優勢，陸續通過農資生產商、農資直營店以及農資配送站點統購化肥、農膜等生產資料，全社年農資銷售額約5億元，累計為社員節約生產成本20余萬元。合作社通過多方面拓展銷售渠道，于2017年和2018年逐漸建立起合作社自有的產品供應鏈體系，包括農商平臺、微商、批發市場、直營連鎖店、農超對接等，統一檢測和收購社員的農副產品、散養生豬、笨雞、灘羊、農家養殖產品，再以統一的TH合作社商標加工銷售。2015—2018年，TH合作社通過TH農莊直營店、淘寶店、超市等途徑銷售華萊士蜜瓜2萬多公斤，銷售收入達30多萬元，銷售瓜子400余噸，銷售收入達322.88萬元。

在信用合作方面，TH合作社“內聯外引”，多渠道解決社員融資難問題。一方面通過利用合作社內部自有資金開展信用合作，為社員提供小額信貸;另一方面通過供應鏈內外部融資等多種方式有效地提高了社員的信貸可得性，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員的信貸約束。例如，與當地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蒙銀村鎮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進行對接，以合作社擔保、聯保、推介等方式幫助農牧民獲得外部資金支持，解決農民缺乏生產資金的問題。同時，為了配合合作社全面實行“三位一體”綜合服務，TH合作社引入“金蚨融”綜合管理系統。該系統由FX金融科技公司開發，是目前國內較完善的合作社綜合管理系統之一，具備合作社開展業務經營必要的社員檔案管理、社員股金管理、合作股金管理、資金投放內部核算等功能，在方便業務經營管理的同時沉淀各類交易數據。

2.全要素合作:

HJ合作社與TH合作社的比較。在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中，生產要素投入不充分往往表現為資本的缺乏，但如果僅僅采取單一的信用合作，并不能解決合作社發展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HJ合作社的案例顯示，盡管合作社通過聚焦信用合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員的信貸約束，但其發展也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挑戰:首先，由于缺乏農業產業作為借貸場景支撐，放貸大多依賴于合作社內部人員的經驗判斷，難以規范貸款用途和防范道德風險。

注:風險偏好由一個測試問題估計得到:假設有以下兩份工作，您更愿意選擇哪份?(a.每月工資3000元/月;b.每月工資不確定，有50%可能性為4000元，50%可能性為2000元;c.每月工資不確定，有20%可能性為1萬元，有80%可能性為1000元)選a的判定為偏保守，選b為風險中性，選c為偏冒險

根據表3中對HJ合作社分社社長的訪談可以發現，大部分分社長為50歲以上、教育程度為初中水平的中老年農民，擔任社長年限大多在6～8年，自己和家人都有向合作社申請貸款的經歷，70%的分社長過去還曾在農信社中擔任過各村的業務代辦員，對本村農戶信用狀況、貸款流程比較了解。分社是否同意為某社員提供貸款主要依靠各分社長的個人經驗判斷，如果分社長判斷失誤將給整個合作社帶來信貸風險。根據調研來看，目前大部分分社社長都具有保守型的風險偏好。這雖然使得合作社在開展信貸業務時偏向保守穩健，但也會遏制一部分農戶的正當需求，限制了信用合作的長期發展。除此之外，個別社長年齡偏大，如果沒有合適的有經驗的接班人，將直接影響分社的業務開展。其次，合作社并非專業的小額貸款機構，缺乏專業人員履行財務職能。《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中要求合作社要建立總賬、明細賬、現金日記賬和銀行存款日記賬。HJ合作社與社員之間開展信用合作，理應對信用合作業務進行單獨核算，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便于資信調查和貸款監管。但實際操作上卻缺乏統一、規范的賬目，每個分社也沒有全部配置相關財務人員，難以進行財務監督。再次，當地監管機構為了加強風險防控，一直沒有完全放開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一旦有金融市場波動或被鑒定為不合規經營，其業務很容易被監管部門取締，因此信用合作社面臨較大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也正因如此，HJ合作社從2015年開始嚴格控制自身的經營規模和經營區域，信用合作規模基本沒有很大增長。以楊理事長為代表的HJ合作社主要領導表示，非常希望能夠找到某個合適的農業產業，以產業經營為依托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合作，通過生產、供銷的經營場景積累農戶生產、銷售等綜合信息和數據，發揮場景金融的優勢為社員信貸提供信貸依據并更好地進行風險防控。

相比較而言，TH合作社在開展信用合作業務過程中，以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等日常經營活動中所積累的社員信息和信貸需求為依據，由FX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技術支持建立農戶家庭信用評估模型，為信用社開展內部信用合作提供信貸依據。該模型的建立和運用改變了完全靠社長或分社社長人為主觀判斷來做出信貸決策的狀況，減少了信貸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信貸風險。截至2019年底，TH合作社利用該模型和互助資金共累計發放貸款約80萬元，單戶貸款規模約2～3萬元，貸款年化利率約9.72%，緩解了部分社員的貸款難題。與此同時，合作社引入了“合作社+銀行+農戶”模式，通過與當地商業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為農民提供低利率的貸款，幫助農戶解決貸款難的問題。截至目前，TH合作社與蒙銀村鎮銀行合作共為48戶農牧民發放貸款230余萬元，與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合作為300多戶農牧戶提供了貸款。具體的貸款情況見表4。

表4 TH合作社與金融機構對接為農牧民提供貸款情況

與FJ合作社、HJ合作社相比，TH合作社通過“三位一體”綜合合作，不僅有效規避了單一合作的不穩定性及由此造成的風險成本無法合理分攤的難題，還為現代生產經營方式賦能傳統農業提供了有效載體和平臺，有利于促進資源要素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使合作社充分嵌入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之中，在分散交易風險的同時讓農民社員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為此，本文以TH合作社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框架下的牛羊肉產業發展為例，對其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機制進行分析。

1.建立和整合倉儲，規避和平滑農產品市場風險。

內蒙古的牛羊以放牧為主，牛羊肉產業在品質、產量以及成本上都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但磴口縣的牛羊肉產業缺乏組織化管理和先進理念的指引，在生產環節長期沒有實現升級，更沒能塑造較有影響力的品牌產品。當地活牛羊70%靠外銷，這意味著外銷渠道的通暢與否直接決定著肉牛羊市場的供需形勢。而從事養殖業的牧民往往沒有能力來應對市場突如其來的變化，更無法準確預測市場的需求。

TH合作社成立以后，將牛羊肉產業的發展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為了平滑牛羊肉銷售的市場風險，合作社決定在不同鄉鎮建立和整合TH倉。通過前期考察，合作社的核心成員發現2015—2017年磴口羊肉的銷量呈下滑態勢，原本一些小規模的生鮮加工場處于半停產狀態，大型肉聯廠的訂單數量也急劇下滑。于是合作社以較低的成本通過在縣域各鄉鎮整合這些生鮮加工廠建立TH倉，并在倉儲功能的基礎上直接開展二次加工，或者向大型肉聯廠提供代工，實現產業升級。2018年TH合作社已經在縣域內建立了7個TH倉，每個倉儲覆蓋的地域半徑約15公里，最大的TH倉占地面積3000平方米，最小的為400平方米。

隨后，在一次合作經濟論壇上，TH合作社的王理事長結識了來自臺灣農協的理事廖先生，通過與臺灣農協合作，引進臺灣先進的保鮮技術，將臭氧除菌、防腐處理、涂抹處理、冷藏技術綜合運用到倉儲保鮮中，大大延長了當地蜜瓜、牛羊肉等生鮮農產品的保鮮期(見表5)。

表5 TH合作社生鮮農產品保鮮技術及成本

這樣，到活牛羊出欄時，若市場行情不好，社員就可以把牛羊肉儲存在TH倉中，在質量有保證的前提下選擇相對有利的價格對外出售，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牛羊肉的市場風險。

2.延伸和優化產業鏈，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外部市場風險后，TH合作社又意識到向市場提供初級農產品很難提升農牧民的收益，需要通過延伸和優化產業鏈，開展深加工，增加農產品附加值。以羊肉為例，目前國內具備一定實力的生鮮羊肉品牌有“錫林郭勒”“東來順”“天瑪生態”等，如何建立自己的特色、在眾多品牌中脫穎而出是合作社及其牧民社員最關心的問題。TH合作社發現，為了支持龐大的出貨量，這些品牌肉羊的來源大多來自規模養殖場，而TH合作社統收的肉羊大多來自小散戶。而小散戶的飼養方式普遍是放養，“吃牧草，跑草場”的羊比來自規模養殖場的羊更加自然健康，味道更加鮮美。于是，合作社確立了“散養、自然、健康”的品牌特色并申請了“TH合作社”的品牌專利，設計了統一的包裝。合作社在后期還引進了卷肉機、包裝機、速凍庫，將牛羊肉的初級加工和深加工納入到供應鏈環節中，為牛羊肉產品的升級換代奠定了基礎。

隨著兩年的產品推廣和發展，到2018年底，TH合作社生產的牛羊肉已經獲得當地60%的市場份額并逐步走向大中城市，先后為北京華聯、歐尚、移動機關食堂、神華烏海能源、中國鐵塔等單位定期供應農牧產品。同時，合作社在淘寶、微店以及全國供銷總社電商平臺上都進行了積極的營銷，逐步形成了組織化、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的牛羊肉供應鏈。2020年4月，巴彥淖爾市農牧業產業龍頭企業協會授權TH合作社承接了郵政航空牛羊肉冷鏈物流項目，而且合作社還承接了郵政的“郵樂小店”，向全國提供牛羊肉冷鏈快遞專業三方服務。

與此同時，磴口縣當地的人文自然景觀頗負盛名，有三盛公旅游風景區、阿貴廟、納林湖、哈騰套海自然保護區等。合作社圍繞著這些名勝風景開發了不同層次的旅游產品項目。一是結合與合作社有合作關系的農業示范園、二十里柳子生態園、萬畝葵花基地、奈倫湖、納林湖林果基地等開發了旅游觀光和采摘項目;二是組織社員在原有住宅的基礎上進行裝修改造，通過在工商部門注冊并接受衛生許可審核，在特色風景區內提供“農家樂”服務，讓游客“吃農家飯、住農家屋、干農家活、游農家景、娛農家樂、購農家品”。

通過不斷完善產業服務，合作社不僅打造了“磴口TH牛羊肉”的響亮品牌，而且打造了磴口牛羊肉供應鏈，包括肉牛羊養殖、倉儲加工、物流運輸、網絡營銷、旅游服務，實現了一二三產業的成功融合，增加了產品的附加值，使農牧民在市場上能獲得更多的盈利。在合作社的不斷努力之下，其產業鏈體系得到了全面提升，如圖3所示。

圖3 優化后的TH合作社農產品供應鏈

3.建立家庭信用評估模型，多渠道幫助農民獲得資金支持。

首先，TH合作社建立了家庭信用評分模型，一方面為合作社開展內部信用合作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礎，另一方面為合作社多渠道幫助農民獲得信貸支持提供了推介依據。合作社通過引入“金蚨融”系統實現了合作社社務管理、財務管理、購銷管理和資金互助業務為一體的綜合化管理。合作社利用該系統將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財產、產業狀況等在內的財務信息和包括家庭成員狀況、家庭穩定性、第三方口碑等在內的非財務信息進行指標化操作，從違約成本、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三個維度44項指標構建了一個農戶家庭信用評分模型，并用該模型對社員進行信貸評級。該模型可應用于不同的種養殖產業的農戶，量化指導信用放款額度。合作社的貸款發放相對靈活，根據農戶的實際生產需求，金額不定，主要以現金形式發放，大多是1～3個月的短期資金，為農戶每年整理大棚、整地、育苗時的生產資金提供支持。

其次，由于合作社成立時間較短，為了彌補在開展信用合作時自身實力有限的不足，合作社引入“合作社+銀行+農戶”模式，積極與涉農商業銀行合作，為農民提供低利率的貸款，解決單個農戶貸款難的問題。為了防范風險，在開展具體業務時，合作社分社負責對申請貸款社員的土地、戶口、貸款需求、貸款用途以及家庭經營情況等進行詳細調查，然后篩選出符合貸款標準的社員，在自愿的基礎上由每3位社員組成一個貸款小組，再將這些信息打包提交至銀行。銀行通過審批為每位貸款戶主制作一個“福農信用卡”，信用卡的額度便是放貸金額。農戶收到貸款發放信息后，直接攜帶社員證去分社領取“福農卡”，并在POS機刷卡，卡內資金的70%會轉入合作社集體賬戶，在以后統購化肥、種子等農資時扣除，剩余30%以現金形式發放給社員，用于生產性消費。農戶以分期還款的方式歸還貸款。如果出現逾期，貸款小組的其余農戶和合作社都將承擔連帶責任。在與金融機構的合作中，通過合作社前期篩選、農戶小組聯保和分期還款，有效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合作社集體賬戶的劃撥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貸款戶的道德風險，保證貸款資金用于生產。TH合作社合作金融的擔保、推介和風控流程見圖4。

圖4 TH合作社合作金融的擔保、推介和風控流程

TH合作社通過向社員提供“三位一體”的綜合性服務，加大了合作社的穩定性，取得了良好的績效和社員的一致認同。在實地調研中，不少社員表示他們加入合作社并不是看中統購農資節約的少量生產成本，而更看中合作社幫助社員解決了倉儲和“賣難”等問題;還有不少社員表示通過加入合作社他們獲得了更多的信息，還可定期參加免費的培訓，減少了盲目生產;如果生產經營狀況好，還會獲得合作社的互助資金支持或由合作社推介獲得當地金融機構的小額貸款，這些都是單個小農戶在農業生產中做不到的。但是，TH合作社在其自身發展中仍然面臨著一些現實困難與潛在挑戰，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由于TH合作社前期多渠道、多維度地鋪開與社員之間的合作，使得合作社涉及到的經營業務比較多，對合作社核心管理人員的素質和能力都形成了較大的挑戰。實地調研發現，自2015年成立以來，TH合作社陸續進行了“TH倉”“TH農莊”“金蚨融”“黃河鯉標準化供應鏈”“磴口縣大河套電子商務產業園”等多個項目。無論是這些項目的開展，還是從合作社最初的成立、發展到農產品供應鏈的形成和優化，在理事長帶領下的核心團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TH合作社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鄉村精英領導下的合作經濟組織逐步實現了單一功能向多功能的拓展，但所有這些成績的取得，需要有公益心的道德高尚者及其帶領下的核心團隊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本進行業務拓展和組織建設。

其次，合作社所涉及的一些業務領域如社員培訓等，在短期之內難以為合作社帶來實際的經濟收益，使得合作社在短期內遭受較大的財務壓力。2016年開始，TH合作社對社員進行全面信息化管理，并初步建成輻射所有合作社聯絡點的物流網絡及自有產品供應鏈體系。“TH學堂”根據社員需要設計培訓課程，邀請相關專家從2016—2018年連續三年到TH合作社對基層農業生產組織進行常態化、系統性的培訓和輔導。但是，這些具有明顯正外部性的經營活動都是回報周期較長的投資，需要合作社以自有資金進行投入，又從財務方面限制了合作社的發展。

再次，合作社社員多為資金需求主體，自身閑置的資金不多，使得合作社的內部信用合作難以在短時間內形成規模，而需要借助外部的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作為資金來源。雖然在與外部金融機構合作的過程中由合作社通過擔保推介的方式為社員提供增信增加了農戶的信貸獲得，但合作社為農牧民提供的銀行擔保也為合作社的自身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隱性風險，一旦農牧民出現了信貸風險，合作社的資產和信譽都會受到較大影響。

本文從單一合作與綜合合作的功能差異出發，基于對FJ合作社、HJ合作社和TH合作社的多案例比較，從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兩個維度分析了“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制度創新與功能優勢。通過三個案例的比較分析，本文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和啟示:

首先，“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可以在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兩個維度上增進社員間合作的緊密程度并更有效地實現風險共擔與收益共享，是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重要抓手。對比開展單一合作的合作社而言，開展“三位一體”的合作社，通過協調各方資源從全過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兩條路徑深化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合作關系，并逐漸發展為綜合性合作社，其發展呈現出專業規模經濟與多元范圍經濟雙輪驅動模式，不僅提高了當地生鮮農產品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程度，而且在增進農戶福利水平、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積極作用。

其次，盡管理論和政策都在積極鼓勵農民專業合作社向“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進行轉變，但是實踐表明“三位一體”綜合性合作社對合作社的資金實力、領導者才能、組織和制度建設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我國合作社社員經營規模較小、資金實力較弱的現實條件而言，合作社開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門檻較高，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轉型成本較大。也正因此，現實中大多數合作社仍表現為在生產、供銷、信用等某一方面(或若干方面)的單一(或偏單一的)合作形式。但在我們對三個案例的調研中，開展單一(或偏單一)合作的合作社都有了較強烈的開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意愿，并逐漸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這說明在增進合作社與社員之間合作關系的緊密程度、改進農戶的福利水平等方面，“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將具有良好的示范效應。

再次，推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是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繁榮中國特色合作經濟的重大舉措。應積極總結“三位一體”在各地的實踐經驗，按照黨的十九大以來的中央精神，特別是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未來一個時期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部署，因地制宜推進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加快打造為農服務大平臺和大聯合，實現農民專業合作社之間資金、資源、人才等要素的充分流動。對于暫時達不到“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合作社，在政策上應更好地對其發展進行規劃引導，鼓勵同業型、同域型的單一合作社之間的聯結，形成產業鏈型聯合社或綜合型聯合社;并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聯合社的“規范”與“工具”作用(黃斌等，2020;郭利京，2020):一方面提升合作社的規范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暢通資金、人才、土地、信息等要素流動，推動作用平臺、銷售平臺和融資平臺的構建，形成合作內容豐富全面、合作形式靈活多樣的強大為農服務組織。

最后，“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具有深刻的中國特色，其未來趨勢不可能發展為類似日韓的綜合農協模式。長期以來，日韓的農協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其生產、供銷、信用、社保、生活公共服務等“多位一體”的綜合發展模式，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良好借鑒。但日韓農業在發展中過度依賴農協，使得農協不斷借助自身影響力來左右農業政策走向和農業產業發展，一方面，在農產品銷售和生產生活資料購買方面形成了強大的壟斷力量，導致農產品價格偏高，農業整體競爭力不強;另一方面，農協具有較嚴格的層級組織，上級農協對基層農協“管得太死、限制太多”，導致基層農協缺乏市場活力。從近年來的情況看，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以維護農民的核心利益，順應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和市場開放的需要，日韓農協也在不斷改革。例如，日本農協于2015年啟動了農協成立以來最大動作的綜合改革，但由于農協對政治經濟影響的根深蒂固，其改革成效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和評估。相比之下，中國的“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是基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構想而開展的實踐，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合作經濟組織整合政策資源、繁榮鄉村經濟的一種有效抓手，其重點在生產經營;而有關農民生活、鄉村社會保障層面的任務則由國家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系統來支持與“兜底”。因而，在未來一個時期，“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預期會從改革中的供銷社系統快速地滲透和拓展到其他合作經濟領域，但無論是客觀條件還是體制機制都不可能進入日韓農協的發展軌道，而必然是中國特色合作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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