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出路何在？一種主要意見認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減輕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國農業，建立大規模的農場，淘汰小農經濟，使之接近先進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此前，應該維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來保證糧食生產的口糧地制度。除此之外，沒有什么其它的可能選擇。這樣，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務農人口在相當長時期內只可能處于相對貧困的生活，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我們要問：食物消費的這種結構性轉型，對中國極長時期以來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問題意味著什么樣的變化？它賦予農業什么樣的機會？

首先，它并不意味中國農業結構將相似于美國型的農業。當前中國農業的3億勞動力（相對于美國的3百萬），即使減掉一半，也還是意味著中國的農業仍將以小規模、相對勞動密集的經營為主，不可能會轉化為美國的那種地多人少型。中國的農場規模不可能達到美國式的勞均900畝的農場，而將長時期徘徊于10到20畝的小家庭農場的規模。新時代的農業仍將具有中國式高密度人口的特點，哪怕在農-牧兼重以及糧-肉-菜兼重的型式上將不同于中國傳統農業而更相似于美國農業。也就是說，中國農業的將來仍需依賴小農場，其出路不在大農場而在于新時代的小農經濟。

但在這同時，適度規模設想已從原先1980年代流行的不太實際的理想，也是六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都沒有可能達到的規模，轉化為完全可以實行的目標。這里的關鍵性因素還是上面說的農業和食物消費轉型。眾所周知，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飼養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種植業需要更高程度的單位面積勞動投入，換取成比例和更高的勞動報酬。今日一般的農戶只散養一、兩頭豬、十幾只雞。一個農戶如果養殖十來只豬，其收入便會提高不少；如果養殖收入更高的菜牛、奶牛、肉雞、蛋雞等（見下面的討論）則會提高更多。兼種蔬菜或水果，邏輯一樣。我們如果用（比較保守的）二到三倍的勞動投入和報酬來理解，這就意味每一個從以糧為主的農場轉化為種-養兼重以及糧-肉-菜兼重的農場將可以容納兩三倍的勞動力。也就是說，如果說1980年代以糧為主的適度規模在華北是30畝，江南是20畝，今日糧-菜和種-養兼重的農場其適度規模則是華北10到15畝，江南7到10畝。

這樣的規模是今日許多地方已經能夠做到的。當前的人均耕地是2.4畝，勞均7.3畝。若以一家兩個務農勞動力來計算（并不排除其他成員外出打工），亦即一家平均14.6畝，那么，今日很多地區已經完全能夠達到這種勞動力充分就業的適度規模，尤其是專業化的高度勞動密集型種植（專業蔬菜種植戶每勞動力只需要兩三畝地）。今后可以根據新型食物消費結構的進一步演化而適當推廣。

此外，從初級加工的肉-魚和蔬菜產品轉向更高比例的深加工的精品，應會帶來更高的勞動容量和收入。中國今日的食品產業相對農產品產值的比例——0.3到0.4比1——仍然遠遠低于先進國家的2-3比1。在這方面，中國農業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外，后工業時代的科學技術應該可以為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勞動容量提供多種可能。舉例說，農業部從2003年以來已經致力推廣的“秸稈養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當潛力。配合新生物技術，農村很多被廢棄焚燒的農作物秸稈，可以通過使用少量的生物劑而改成高質量、低成本的牲畜飼料。據報道，一斤秸稈發酵菌劑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內發酵一噸成品生物飼料。另外，“分解劑”據稱可以不經青貯發酵而把秸稈直接分解，不僅適用于牛羊等反芻動物，也可用于豬雞等單胃畜禽。  眾所周知，傳統的養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飼圈養吃糧的豬、禽——都面臨嚴酷的資源限制，要么是過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糧牲畜導致糧食短缺。但秸稈養殖不同，它不是與人爭糧而是節省糧食的飼養，可以相當程度地提高單位面積土地所能供養的牲畜量。據報道，用糧食養豬，一畝玉米僅夠養一頭豬，而通過分解秸稈的利用，一畝玉米足可喂飼五頭豬。因此，相對只種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這樣的秸稈養殖，其發展空間可能是相當寬闊的，因為全國每年共產各類秸稈5億噸左右，加上毛草等則達到7億噸。

減少飼料制約，便可以在養殖業中擴大高收益養殖的比例。根據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的調查，目前占主要地位的農戶散養豬方式，是養殖業中每勞動日收益最低的。2003年，菜牛的每勞動日純收益要比養豬高出將近4倍，蛋雞則高出4.5倍，肉雞6倍，奶牛7倍。對蛋雞和奶牛來說，主要制約不在成本收益問題，而在于土地限制，因為兩者耗糧較多（約11-15倍于養豬；菜牛和肉雞耗糧則相對較少，分別是25%和79%）。減少蛋雞和奶牛所用糧食，當能加大養殖業中高收入的菜牛、蛋雞、肉雞、奶牛等所占的比例，提高養殖戶的勞動報酬。

另外，有人建議，今日多用來放牧牛羊的草原，可以考慮轉養禽類。一方面，讓草原牲畜“南下”，利用糧食地區的大量秸稈來飼養（也可以同時提高農民的畝產收益）；另一方面，讓今日糧食地區所養的禽類“北上”，在草原上養殖可以免去因過度喂飼導致的荒漠化（因為兩只爪的雞不僅不會危害草原，反而能控制草原蟲害）。

此外是新技術下的能源使用。眾所周知，今日許多農村所用燃料仍然主要依賴秸稈和煤炭，但新時代的技術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據報道，8立方米的沼氣池，用十頭豬的糞便，可以制取足夠4-5口之家一年之需的生活用能。但是，一家一戶單干可能有一定的技術和經濟困難，說不定要全村聯合搞大沼氣池的方式才可持續。當然，推廣如此使用沼氣的前提條件是種-養結合的進一步發展。

上述的經營、能源模式主要關聯耕作地帶。此外，在寬闊的草原地帶，新技術也帶來其他的新的可能。舉例說，甜高粱作為耐鹽堿干旱的作物，適合于黃河以北的地帶，而其所產秸稈要數倍于玉米。作為飼料，伴隨草原經營模式從放牧更全面地改為舍飼圈養，可以供養更多牲畜（據稱一畝甜高粱能養“三、四頭[菜]牛”）， 并防止目前因過度放牧而導致的生態系統破壞。甜高粱也可以用來生產糖和酒精。更具潛力的是用來生產可供汽車使用的生物質能源乙醇燃料。草原地帶占全國土地面積的足足41%；這條道路如果可行，將會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上述的只是一些可能例子。后工業時代的技術，應會發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其中生物技術的方法一般將會是環保型的生態農業，是綠色產品，是長期可持續的農業。伴隨人們收入和科學知識的提高，這樣的農業其需求和供應的發展空間應會是相當大的。

應該說明，這種中國式的新時代農-牧模式很不同于傳統西方的農-牧模式。后者主要是放牧的、食草型的，得助于相對豐富的土地資源，不適合中國人多地少的客觀條件。1930年代，卜凱（John Lossing Buck）曾經論證，用種植糧食供養人口，以單位面積土地效率來計算，足足是放牧菜、奶牛所能供養的六到七倍。這也是中國高人口密度農業之所以長時期僵化于“單一小農經濟”的根本原因，與西方傳統的糧-畜并重模型很不一樣。我這里提倡的絕非模仿傳統西方的農-牧模式，而是中國式的、小規模的、使用新時代的技術的模式。用糧食舍飼圈養牲畜本來就比放牧食草用地少得多，加上秸稈養殖和甜高粱等方法所可能起的作用，當更加如此。在這樣的種-養結合模式之下，食物產品和消費的結構雖然類似于傳統西方的糧-肉兼重模式，但是其經營規模、技術、邏輯都很不一樣，符合今日中國的客觀情況，也是后工業時代科技條件下的可行模式。

來源：農業大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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