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依托農業農村特色資源，向開發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多元價值要效益，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要效益，強龍頭、補鏈條、興業態、樹品牌，推動鄉村產業全鏈條升級，增強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研究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問題，提出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內涵做了深刻概括，明確了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目標要求。農業農村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由橫向生產體系、縱向產業體系和垂向供應體系三個維度、不同產業分工構成，集食物保障、原料供給、功能服務于一體的立體化綜合體系，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融合，在橫向、縱向和垂向上實現分工協作，共同構成了立體化的現代化產業體系。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會議指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實施制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加強質量支撐和標準引領，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通過價值沖突治理，再造農業農村產業利益分配機制，提高種糧務農的比較效益，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礎任務、緊迫任務。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價值沖突治理是指為實現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目標，對價值鏈中相關主體及行為進行規制，以市場與非市場等手段重構價值鏈組織和結構體系，全面提升價值分配均衡性。農戶能否真正嵌入到價值鏈中，參與相對公正的利潤分配，成為農業產業體系現代化的主要標志。

一是價值鏈參與主體按比較優勢開展專業化分工合作。價值鏈著眼點是價值增值過程，核心是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價值鏈把產前供應、產中生產、產后加工和服務各環節上市場主體組織起來，增加產品價值，使所有參與主體均衡受益、相得益彰。由于小農戶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核心主體，讓小農戶同步進入現代化就需要壯大集體經濟、強化社會化服務、強化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有效作用。因此，農業價值鏈中貫穿全鏈條的主體是政府，通過現代市場調控手段，服務各類主體獲取市場信息、確定產品價格、平衡供產銷等各個環節，依賴市場機制達到協調為主、競爭為次的互動格局，形成謀求長期利益、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價值追求。

二是農產品價值創造的核心主體是農戶。農業價值鏈核心主體是農產品生產者。農戶通過勞動使耕地、水、氣候、資本、信息、生物資源等要素集聚，創造出有價值的農產品。農業價值鏈產前主體包括種子、農藥、肥料等生產資料供應商，通過供應低成本的肥、藥、種等生產資料提升農產品價值、分享農產品利潤。農業價值鏈產中主體包括金融保險、技術推廣、農機裝備、生態環保、產地窖儲、商品化處理等生產服務供應商，通過提供低成本服務分擔成本、分享利潤。農業價值鏈產后主體包括收購儲運、分揀包裝、產地集散、加工營銷、銷地集散、品牌打造等多個主體，通過價值挖掘達到溢價增值。

三是農戶是農業價值鏈上利益與風險的聚會點。農業價值鏈研究發現，從生產要素、資料、服務供給到二三產業延伸，農戶是產業鏈的“起點”和服務鏈、供應鏈的“終點”，是農業價值鏈上利益與風險的聚會點。可以看出，農戶作為農業價值鏈的核心和根本，應該從中獲得應得的權利和最大的收益。然而，“受制于人均資源不足、底子薄、歷史欠賬較多等原因，“三農”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同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相比，農業現代化明顯滯后。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效率相對較低，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非農產業的25.3%；農業比較效益低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明顯不足，國內糧食等農產品價格普遍超過國際市場；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后于城市；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1、消費支出比為1.9:1”。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農業產業體系問題的科學論述，也充分說明農戶處于價值鏈洼地，生產環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利潤不匹配。健全面向小農戶種糧務農增收機制是探索大國小農情勢下“三農”工作中心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民種糧能掙錢，糧食生產才有保障。要創新糧食生產經營方式，延伸產業鏈條，實現節本增效。要出實招健全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探索產銷區多渠道利益補償辦法。既不能讓種糧農民在經濟上吃虧，也不能讓種糧大縣在財政上吃虧。從價值鏈關系看，種糧不吃虧需要理順四個價值取向沖突。

一是糧與錢驅動力沖突。一些基層同志認為，落實糧食責任時存在“中央要糧、地方要地、農民要錢”的動力沖突，一些主產區基層存在干部依靠農村熟人“面子”落實糧食面積的尷尬局面。要將國家糧食安全責任內化為地方政府抓糧、農民種糧動力，實現中央要糧、地方抓糧、農民種糧的目標一致、責任一致、利益一致，讓地方政府有動力防止土地“非農化”沖動，讓農民有動力抵御耕地“非糧化”沖動。價格作為市場的風向標，能有效配置資源、推動糧食生產穩定可持續發展。必須正視種糧“價格失靈、政策失效、動力失勢”的風險隱患，輔之以利，通過有效的價格、補貼等機制，使農民糧食銷售收入成為增收的主要來源，將種糧農民對糧價的預期作為種糧的核心動力，讓農民種糧不吃虧、有錢掙、盡可能多得利。同時，從政治上提升種糧農民社會地位，使種糧受到尊重，種糧為國家糧食安全做出的貢獻得到認可，激發種糧農戶的信心和熱情。

二是工業與農業政績沖突。種糧大縣財政窮縣時刻提醒基層干部，只有抓工業上項目才可造福一方。我國小麥第一縣河南滑縣2021年一般性財政收入排全省第140位，人均財政支出僅為省人均財政支出的六成。種糧越多，地方政府負擔越重，主產區高標準農田建設任務重，配套更多，一些產糧大縣配套壓力很大。需要實施糧食主產縣補償機制，使主產區縣級人均財力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讓地方政府重農抓糧有奔頭。

三是公平與效率理念沖突。投入鄉村建設“太浪費”“低效率”“周期長”，是當前一些地方、部門、智庫、學者的潛在認知。以規模效益理論指導，只能固守“城鄉二元”體制，只能進一步加劇城鄉不平衡。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如何把建設重點放在農村？其基礎是打破城鄉分割精神枷鎖，關鍵是全面領會黨的十九大、二十大連續強調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深刻內涵，要算好經濟賬和政治賬、眼前賬與長遠賬，堅持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

四是進口與自給導向沖突。充分有效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既是我國農業發展現實的必然，也是農業理性的選擇。糧食進口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在更高層次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必須服從服務于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大豆是我國對外依存度最高的農產品。大量進口低價大豆，強化了國際貿易措施、彌補了飼料糧和油料缺口，但搶占了豆農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侵蝕了支糧惠糧政策效果。每年進口近億噸大豆，形成“買順手、吃順嘴”路徑依賴，不僅使主產區政府和農民沒有動力去種，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跨國糧商“養肥養膘”了。需要瞄準大豆安全底線，把握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切實兼顧平衡好進口需要和國內供給關系，在開放中確保國內糧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千方百計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要發展比較優勢明顯、帶動能力強、就業容量大的縣域富民產業，多措并舉促進農民工穩崗就業，挖掘經營增收和務工增收潛力。要完善聯農帶農機制，注重把產業增值收益更多留給農民，讓農民挑上‘金扁擔’”。比較效益是種糧積極性的源動力，也是農業價值鏈的中心。不論是從種糧的畝均效益還是勞均收入看，種糧收益與經濟作物和外出務工相比差距較大，與非農業收益存在天壤之別。從農業價值鏈內部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比較效益偏低的原因。

一是生產成本“啃”掉大部分。2021年三種糧食的總成本中，物質與服務成本占42%。盡管2022年糧價比上年平均上漲0.2元以上，但新增利潤幾乎都被農資上漲抵消。小農戶一般從鄉村小店購買化肥農藥，這些店鋪的價格只能是隨行就市的零售價。小農戶不僅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優惠供銷服務，也成了農業生產資料零售商的利潤貢獻者。總的來看，糧食生產高成本，吞噬了種糧新增收益，嚴重沖擊種糧積極性，亟需有效的政策調控工具，既要保障農資生產企業的利益不受損，還能從根本上保障種糧農戶的利潤有空間。

二是銷售價格“啃”掉一部分。農產品價格預期是激發農戶活力的第一源動力，種糧務農經營性收入是農民增收的第一希望。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與接受救濟完全不一樣，產業發展即農戶實現自我價值、融入社會、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的主要手段。農民盼豐收更盼增收，盼增產更盼漲價，盼重視更盼托市。希望托市政策信號能夠起到明顯的拱價作用，在支持保護政策中用好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刺激帶動各類市場主體提高新糧收購價格，超過種糧綜合成本漲幅。

三是多元化服務“啃”掉一部分。按照統分結合的制度設計，現在農戶家里基本不具備儲存、晾曬、烘干等條件，也缺乏相關的農機、技術等，農戶不具備的生產服務需要集體經濟組織集中統一提供，村集體也力不從心。一些大戶在建設烘干、存儲點、倉庫等必備設施時，用地申請難度大，且審批手續復雜，致使收糧后直接在田間地頭出售，缺乏價格談判能力。原來鄉鎮農業技術推廣站、植保站、農機站、獸醫站、畜禽配種站等對農戶服務不收費，農業銀行、供銷社等機構在鄉村也有服務網點。鄉村社會服務多元化后，政府免費的技術推廣人員少了，各種收費的技術服務多了，加上昂貴的貸款、保險、信息、品牌等服務，農戶的收益所剩無幾。

四是耕地數量質量下降也在“啃”農戶收益。我國耕地保護制度從最初的只關注耕地數量保護到關注耕地質量保護，再到關注耕地生態保護，發展進入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管護的新階段。但我國耕地一直呈現凈減少態勢。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耕地占補平衡，耕地后備資源接近枯竭，大部分待開發的后備資源處于生態保護紅線內的脆弱敏感區。

五是補貼信息有時反而“啃”食農戶收益。補貼是緩解農資價格上漲影響、進一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一項扶持政策。調研發現，補貼政策綠箱化以來，農民把糧食補貼政策較多理解為公共收入補貼。糧食種得多與少、打得多與少與補貼關聯不大，沒有有效帶動農民生產投入的積極性，反倒是一旦補貼上漲時，一些成本因素水漲船高。

鄉村產業振興，農業是基礎，糧食是根本，生態是紅線，鄉村興旺是標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其鮮明特征就是亦工亦農、亦城亦鄉，億萬農民可以在工農之間自主選擇、自由轉換，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進退有據。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需要防止鄉村產業的四種傾向。

一要防止脫村向城。隨著土地、勞動力規模成本上升，鄉村產業出現重城輕村、脫村向城苗頭。村莊很熱鬧，但是沒有產業。企業發展“高大上”，但是農民參與少。產業發展很快，但空心村沒有減少。鄉村產業使農民就地就近就業，有利于規避農民大范圍跨地區轉移帶來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問題，提升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鄉村產業是鄉村發展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鄉村產業水平越高，經濟實力越強，鄉村聚集人才的能力也越強，這是鄉村振興的硬道理。

二要防止貪大求洋。越是千方百計抓經濟、謀發展的時候，越要謹防罔顧產業基礎和特點，貪大求洋趕數量、熱衷上馬“形象工程”。貪大求洋就是片面追求農業結構單一化、鄉村城鎮化；片面追求農業和鄉村產業組織的規模化，抬高農民參與鄉村產業發展的門檻，加速小農戶與農業農村發展脫軌；片面追求行業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加劇鄉村產業的同質競爭和產能過剩問題。發展庭院養殖、集市地攤的要義不是要鼓勵擺地攤，而是要通過放寬產業發展的準入門檻，促進農民農村更好地實現就業增收致富。庭院六畜、地攤叫賣、門店雜貨等是鄉村低收入者最后的飯碗，也是其自立自尊自強的底氣所在。為這些草根經濟形態提供更多包容發展的空間，也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熨平社會風險。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既要遵循經濟規律，綜合比較地區優勢、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產業基礎等因素，找準自身功能定位，找準建設重點，穩中求進、循序漸進，又要善于扶持生產規模小，營銷半徑小的精品，防止過度追求規模偏好，打造植根于村莊院落的鄉土產業、原生產品、特色味道。

三要防止割裂對立。產業深度融合是全球經濟增長和現代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目前，一二三、農牧漁、糧經飼、上下游等產業之間，缺少基于市場法則的協同機制，有些甚至各自為政、各行其是。諸如，“無豬縣”出現與豬價高企、退耕還林與“退林還耕”、科技下鄉與裁剪推廣機構、社會服務多元化與成本高企、人病獸防與基層動物防疫缺位等，一些產業鏈條、政策條線之間形成簡單的割裂對立，導致資源的錯配與浪費。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反思分段管理的體制設計，協同推動短板產業補鏈、優勢產業延鏈、傳統產業升鏈、新興產業建鏈，切實推動三次產業深度融合發展，充分釋放疊加倍增效應，構建互利共贏、深度融合、富有韌性的產業發展布局。

四要防止簡單退出。受技術進步、社會需求、國際分工等因素影響，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可能面臨升級或者淘汰的抉擇。但小農戶和鄉村小微市場主體將長期存在，是農業基本經營制度保護的主體，小農戶同步進入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標志。家庭畜禽養殖等農業形態是鄉村重要增收產業，不能打著環保的旗號一刀切都禁養。一些傳統竹編、釀造、壓榨等鄉村產業可以運用到酒店、民宿、餐廳中，成為吸引年輕人歸鄉、幫村里人致富、帶動鄉村振興的“金鑰匙”。如果將小農戶籠統定為落后經營主體、將家庭養殖籠統定為污染產業、將傳統產業籠統視為低端產業而簡單淘汰退出，不僅背離大國農情特色、動搖鄉村根本，而且不利于鄉村產業聚人氣聚財氣，也無助國民經濟穩增長、穩就業。

小農戶在價值鏈中的特殊地位被不少人當作市場經濟作用的正常結果，似乎進入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指在一個群體中，個人做出理性選擇卻往往導致集體的非理性，注重合作、力求雙贏是走出囚徒困境要訣。新發展理念的共享發展，是黨中央從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出發，設計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漸進共享四大發展戰略。共享發展理念超越了以往唯GDP論的狹隘發展觀，將經濟發展定位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實現途徑，更好地體現出經濟發展的人文關懷。提高小農戶在農業價值鏈中的價值分享權，從根本上落實共享發展理念，就能擺脫這個囚徒困境。

一要以共享理念統籌融合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順應城鄉融合發展大趨勢，“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壁壘，促進發展要素、各類服務更多下鄉，率先在縣域內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鄉村產業涉及主體多、部門多、環節多、政策多，需要進一步強化統籌指揮，推進上下游各類企業、各部門協同發力。強化縣域統籌，推進縣鄉村功能互補。強化主體統籌，形成農民群眾“爭著干”、基層干部“扎實干”、社會力量“一起干”的氛圍，確保農民主動參與、得到實惠。

二要以優先發展提升鄉村建設水平。對農民來說，基礎設施是最直觀的幸福感，公共服務是最直接的獲得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取得了巨大成就，均等化和一體化框架基本清晰。由于欠賬多，硬件總量不足、軟件短板突出、一體化均等化水平偏低等問題依然突出。農村水電路氣網房、科教文衛體老等建設任務領域廣泛、難度越來越大，既要全面推進，更要重點突破。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需要持久力、總牽引、主抓手。借鑒浙江“千萬工程”經驗，以牽引性、撬動性抓手驅動鄉村振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戶分散經營仍然是我國農業經營的基本面，農業科技推廣任務很重，必須政府和市場協同發力。基層農技推廣體系要穩定隊伍、提升素質、回歸主業，強化公益性服務功能。同時，要鼓勵發展各類社會化農業科技服務組織，創新市場化農技推廣模式，打通科技進村入戶最后一公里”。鄉鎮農技推廣隊伍是農技推廣服務重要的組織力量，必須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機制，切實提升鄉鎮農技現有隊伍的整體水平。

三要以國之大者理解糧價乃百價之基。糧價是百價之基，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食品價格占比高，糧食豐收可為穩物價、防通脹奠定堅實基礎。確保糧食豐收發揮“百價之基”功用絕不僅是短期內一系列積極應對舉措帶來的立竿見影，更是農業生產系列政策長期積累和有效實施之下的水到渠成。穩定糧價須確保糧食豐收。對于糧食價格要辯證看：一邊是百價之基，要讓百姓“買得起”，即糧食價格確保穩定不對通脹構成支撐；另一邊是國之大者，又要讓農民“愿意種”，即必須讓農民種糧有錢賺。平衡二者顯然考驗決策智慧，不能忽視價格對國之大者的決定意義。按照中央“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我國已然明確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其本質，就是要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為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提供堅實支撐。價格預期是種糧積極性的牽引力。種糧如同車掛擋，沒有預期、沒有盼頭就像沒有方向盤、失去目標，有了穩定的、明確的價格預期，就有了持續發展的后勁。

四要建立農資價格與糧價協調機制。浙江省政府規定，“加強國際國內大宗商品行情研判，完善農資價格和庫存監測制度，健全農資成本與種糧補貼聯動調整、農資儲備動態投放等機制，強化農民種糧收益保障”。支持國有資本加快進入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緩解農資價格跟風漲問題。供銷社恢復服務小農戶的原始職責，適度超期做好農資儲備，強化農資供應信息監測調度與供需對接，做好區域間農資余缺調配，保障優質貨源供應、平抑物價，通過服務規模化使小農戶享受農資批發價格。把握農資成本與種糧利潤平衡關系，借鑒現有糧食“保險+期貨”模式，實行農資“保險+期貨”模式，提前鎖定種植成本，保障農民收益，深化期貨市場服務“三農”效果。

五要推進小農戶利益聯結機制行動化。從制度層面規范農業價值鏈參與主體的合同契約，最大限度保護小農戶利益。鼓勵農業價值鏈模式創新，如采取固定分紅、收益兜底、利潤返補、二次分紅等混合式的價值分享模式，以加強農業價值鏈對小農戶的賦能效應。保護農戶的基本收益和戰略利益，就要切實平衡“老板和老鄉”的關系。既要防止“富了老板、窮了老鄉”，也要防止老鄉只有權力、沒有責任。既要防止土地非農化，也要避免資本“恐農化”。各類主體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規范化、具體化、制度化，將土地租金與股權分紅、產品售價與溢價分紅、季節性就業工資與長期就業權益、政府補貼收益分配權益、金融支持政策分配權益等涉及企業主體利益、小農戶收益權的政策固定下來，讓社會資本投資農業有預期，讓農戶跟著大戶有奔頭，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命運共同體。鼓勵銀行、保險、物流、交通、信息、技術推廣等行業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在農村服務資源配置中的帶動作用、服務功能、公益價值，實質性擴大鄉村基層服務網點的密度，大力降低農業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參與市場的成本，形成政府政策支持、市場機制主導、國有企業骨干、社會資本促進、農戶利益聯結運行體系，全面提高農業市場主體投資能力、技術應用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六要構建農戶市場談判能力培育機制。建立發揮市場決定作用的機制。構建數據支撐機制，建立科學的數據監測體系，政府以權威數據支撐決策，生產經營者依據權威數據安排生產。構建市場預警機制，以專業化分析研判引導預期。需要建立分品種、專業化的農產品市場分析模型，定期研判產銷形勢，定期發布權威準確的預警信號，引導市場預期和生產意向。構建產銷平衡機制，運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發揮價格信號的獨特調節作用，實現以銷定產、產銷協調。構建社會服務機制，以向農戶提供營銷和信息的社會化服務為目標，讓農戶明明白白種地，踏踏實實賣糧。構建農戶培育機制，提升市場主體營銷能力。農民抓生產在行，至于賣給誰則無從下手。往往是豐收了沒地方儲存，指望可能上門的收購商拉貨，只能是收購商給多少錢賣多少錢；沒人收購只能爛到地里。在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過程中，應重點提升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面向市場說“不”的能力。

內容來源：《農業經濟問題》2024年第1期

作者：張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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