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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三產融合：內涵界定、現實意義及驅動因素分析

馬云華

2020-05-20 10:30:34

[ 導讀 ] 本文從理論研究的視角, 深度挖掘農村三產融合的基本內涵, 分析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現實意義, 并探討農村三產融合的驅動因素。

摘要：農村三產融合在中國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對于有效促進農民增收、保護農村生態環境和繁榮農村社會、促進農村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理論研究的視角, 深度挖掘農村三產融合的基本內涵, 分析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現實意義, 并探討農村三產融合的驅動因素, 為中國大力發展農村三產融合提供理論支持, 同時也為農村三產融合的實踐發展理清思路。

一、引言

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增加財政支農支出難度加大, 農業發展面臨資源環境剛性約束日趨突顯及農業生產成本持續增加的背景下, 中央政府對于如何繼續強化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給予了充分的重視。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通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簡稱為:農村三產融合) 的途徑來促進農民增收。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 要推進農村三產深度融合, “推進農業產業鏈整合和價值鏈提升, 讓農民共享產業融合發展的增值收益, 培育農民增收新模式”。

自從農村三產融合被提出以來, 就迅速成為了社會熱點問題, 學術界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類:

一是對農村三產融合進行概念界定。馬曉河 (2015) 認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指的就是以農業為基本依托, 通過產業聯動、產業集聚、技術滲透、體制創新等方式, 將資本、技術以及資源要素進行跨界集約化配置, 使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和銷售、餐飲、休閑以及其他服務業有機地整合在一起, 使得農村一二三產業之間緊密相連、協同發展, 最終實現了農業產業鏈延伸、產業范圍擴展和農民增加收入。”姜長云 (2015) 指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以農村一二三產業之間的融合滲透和交叉重組為路徑, 以產業鏈延伸、產業范圍拓展和產業功能轉型為表征, 以產業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為結果, 通過形成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 帶動資源、要素、技術、市場需求在農村的整合集成和優化重組, 甚至農村產業空間布局的優化。”鄭風田 (2015) 指出農產三產融合是“以農業為基礎和依托, 借助產業滲透、產業交叉和產業重組方式, 通過形成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延伸農業產業鏈, 由一產向二產和三產拓展, 打造農業產業綜合體和聯合體, 進而達到實現農業現代化、城鄉發展一體化、農民增收的目的”。

二是分析在中國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發展思路、發展要求與建議等。韓一軍 (2015) 給出了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基本思路與建議, 指出農村三產融合發展要“以農民增收為主線, 農業為依托, 農產品加工業為引領, 技術創新為動力, 融合機制為紐帶, 通過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和發展農產品加企業, 推進生產要素跨界配置和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及休閑等相關服務業的有機整合, 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拓寬增收鏈, 優化農產品產地生產力結構布局, 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緊密連接、協同發展。”劉明國 (2015) 提出要重點把握四個方面的發展要求: (1) 要明確融合的基點在農業；(2) 明確融合的關鍵在農產品加工業及休閑農業；(3) 明確融合的主體在新型經營體系；(4) 明確融合的保障在市場和政府的共同作用。張義博 (2015) 提出了促進一二三產業的融合互動的多方面政策建議, 如完善工商資本, 破除產業融合發展的要素制約, 采取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和財稅支持, 推進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及扶持農業產業集群和綜合農協發展等。孔祥智等 (2015) 從促進第六產業發展的角度給出了以下政策建議:要全面規劃發展綱要, 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構建社會化服務體系, 積極推進農工商的融合與協調發展, 推動農產品品牌化建設及完善基礎設施等。

三是從國際化視角分析國際上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做法和啟示。龔晶 (2016) 、姜長云 (2015) 、王志剛等 (2011) 、金玉姬等 (2013) 先后就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發展第六產業的一些具體做法和經驗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和分析, 并給出了相應的啟示及建議。

基于對現有文獻的整理與分析, 發現目前學術界對于農村三產融合的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現有研究焦點主要鎖定在對農村三產融合的概念界定、發展思路、對策建議及國際經驗借鑒與啟示等方面, 對于農村三產融合的深刻內涵、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現實意義及農村三產融合的驅動力等方面尚未展開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也沒有定論。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嘗試從理論研究的視角深度挖掘農村三產融合的基本內涵, 分析在中國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現實意義, 并探討農村三產融合的驅動因素, 為中國大力發展農村三產融合提供理論支持, 同時也為農村三產融合的實踐發展理清思路。

二、農村三產融合的內涵界定

追本溯源, 農村三產融合源于產業融合理論。所謂產業融合, 是指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內的不同行業相互滲透、相互交叉, 最終融為一體, 逐步形成新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 (厲無畏, 2002) 。產業融合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美國學者Rosenberg (1963) 對于美國機械設備業演化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之后, 隨著信息技術革命及其產業的快速發展, 國際信息產業呈現出快速融合發展的趨勢, 實踐的發展最終推動了產業融合理論的創新。學術界真正開始對產業融合的討論始于1978年麻省理工學院 (MIT) 媒體實驗室的創始人Nicholas Negroponte關于數字技術的出現導致產業間交叉的開創性思想。隨后, 眾多學者從不同專業視角廣泛討論了產業融合的概念、原因、動力、過程、趨勢及管制政策等內容。

隨著信息產業不斷向其他產業融合發展的過程中, 眾多高新技術也不斷向農業領域滲透, 出現了農業與生物產業、農業與信息產業及農業內部子產業之間界限日趨模糊、融合發展的新形態。基于農業與其他產業快速融合發展的實踐, 在20世紀90年代, 日本學者今村奈良臣 (1996) 提出了“第六產業”的概念, 其基本涵義是“農業生產向第二、三產業延伸, 通過農業中一、二、三產業的相互延伸與融合, 形成集生產、加工、銷售、服務一體化的完整產業鏈條。將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相加 (1+2+3) 或相乘 (1×2×3) , 正好都等于6” (王娟娟, 2014) 。因此稱之為第六產業。中國學術界也曾經提出了“農業產業融合”的概念 (何立勝等, 2005;王昕坤, 2007) , 它界定了兩方面內容:一是農業與其他產業在相關交集的地方產生了融合；二是同一農業產業內部的不同行業之間通過重組結為一體。但梁偉軍 (2010) 認為雖然“農業產業融合”的界定有一定說服力, 但這種提法易讓人誤解農業產業融合僅是農業內部產業間的融合, 從而產生理解上的偏差。基于此, 他認為使用“農業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這一概念更為合理。本研究認為這一提法仍值得商榷, 因為這一概念更多體現了農業與第二、三產業的融合, 未能突顯出在農業內部各子產業間及第二、三產業間的相互滲透融合。因此, 本研究基于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農村三產融合”這一概念。

通過借鑒產業融合的基本理論、日本的第六產業概念、前人的研究及農村三產融合的發展實踐, 本文對農村三產融合進行了如下界定:農村三產融合指的是以第一產業———農業為依托, 以農民及相關生產經營組織為主體, 通過高新技術對農業產業的滲透、三次產業間的聯動與延伸、體制機制的創新等多種方式, 將資金、技術、人力及其他資源進行跨產業集約化配置, 將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休閑農業及其他服務業有機整合, 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條, 帶來農業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的深刻變革, 實現農村三次產業協同發展。農村三產融合立足于農業資源, 目的是通過第一產業各子產業間聯合及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 實現農業產業內部及與第二、三產業之間的融合滲透, 推動農業產業鏈條的延伸和農業多功能性不斷延展, 促進農民增收, 激發農村發展的新活力。

農村三產融合通過多種方式打破了原有一二三產業之間明確的界限, 是農業生產力水平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 農村三產融合具有深刻的內涵:

(一) 新興技術革命是其產生的前提和基礎

正如產業融合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前提和基礎, 隨著數字、通信等先進技術的飛速發展, 導致了計算機、電信和媒體產業之間的產業邊界日趨模糊化, 促使三網融合的產生。而隨著現代信息、生物等高新技術向傳統農業領域的有機滲透, 逐步應用于農業的生產、流通及銷售等過程, 導致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農業之間邊界日益模糊、逐步融合, 形成了信息農業和生物農業等新型業態。可以說, 正是由于新興技術不斷向傳統農業的滲透, 才導致了農村三產融合的發生, 新興技術革命是提升和引領傳統農業在其產業內部及與第二、三產業融合的關鍵性因素, 是前提和基礎。目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革命、以轉基因為代表的生物技術革命以及以高鐵為代表的交通運輸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改造著傳統農業的生產、流通、銷售、及其管理方式, 新興技術革命積極推動著農村三產融合的產生和發展。

(二) 農民及相關生產經營組織是其發展主體

農村三產融合與以往以工商資本為主體, 由第二、三產業向農業滲透, 通過整合農業資源來實現產業鏈條縱向擴張做法不同的是, 農村三產融合是以農民及其相關生產經營組織為主體的, 具體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及農民專業合作社等。

其中, 專業大戶是以生產或養殖農畜產品為主業, 通過土地流轉等途徑, 形成了一定種養規模的農戶, 是建設現代農業的主力軍。其自籌資金能力、生產經營能力、市場需求導向意識等多方面能力都要強于普通農戶, 更易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方式來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專業大戶可以在第一產業內部將種、養產業融合在一起, 也可以將農業生產與農產品加工、銷售等環節融合發展, 或通過發展“農家樂”、休閑農業等多種形式來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發展。

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 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 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 是適應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階段的生產組織方式 (農業部, 2013) 。家庭農場是專業大戶的升級版, 他與專業大戶的主要區別在于家庭農場是經工商部門登記的法人, 而專業大戶是自然人。發展家庭農場, 既可以有效地降低農產品生產經營成本, 提高農產品質量, 促進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又可以快速地提升中國農業的資本裝備水平, 同時還是對工商資本下鄉潮的一種有力矯正。近年來, 一些工商資本大肆涌入農村, 大面積圈地、侵占農業耕地, 中國局部地區甚至出現了擅自更改土地用途、農地“非糧化”、“非農化”等不良現象, 不但沒有起到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 反而對農民就業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造成了擠出效應, 據農業部統計, 中國工商企業流轉的土地規模達到2800萬畝, 占已流轉土地的10.30%, 并呈現快速增加的勢頭 (王春來, 2014) 。因此在中國大力發展家庭農場, 可以有效地確保農民生產經營的主體地位, 通過培養職業農民來促進農民增收, 解決中國未來經營主體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難題。家庭農場同樣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發展農村三產融合, 是中國農村三產融合重要主體之一。

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是指以農產品加工或流通為主, 通過利益聯結機制, 將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相互促進, 帶動農戶進入市場, 在規模和經營業績上達到相關規定標準且經政府有關部門認定的企業, 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關鍵。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多分布在糧食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和農產品加工業, 他們一般具有較為成熟的產業融合經驗和發展模式, 在技術、生產、管理及市場等多方面均具有比較優勢, 是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過程中實力最為強大的主體。據有關學者調研發現, 參與龍頭企業的農戶中, 61.40%的農戶能夠從龍頭企業獲得非市場安排項目 (白麗等, 2015) , 并且與農業經濟主體的生產效率相比較, 由于人才和資本的優勢, 農業龍頭企業表現出較高的技術效率 (吳晨, 2016) 。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主體來發展農村三產融合, 是快速推進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的重要途徑, 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也在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過程中, 也促使企業自身快速發展壯大。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 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 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 2006) , 是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重要主體之一。在農村三產融合過程中, 農民專業合作社一方面可以成為農民開展日常經營活動的指導者, 幫助和指導農戶制定、開展合理的生產經營計劃；另一方面, 可以在農民與市場的對接過程中起到“橋梁”和“支撐平臺”的作用, 把千家萬戶的分散農戶與市場聯系起來, 覆蓋到整個農業的生產、流通、分配和銷售的全過程, 為廣大的農戶擔負起發展農村三產融合“保駕護航”的作用。至2015年12月底, 中國農民合作社數量達到153.1萬家, 同比增長18.80%, 全國42.00%的農戶都加入了合作社, 入社農戶達到10090萬戶 (楊丹等, 2016) , 隨著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不斷發展壯大、逐步改造升級, 它必將成為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過程中重要主體之一。

另外, 需要強調的是, 農村三產融合通過發展鄉村旅游、農產品加工、銷售業等方式可以為農村留守婦女、高齡老人等農村弱勢群體提供就業崗位, 將這部分農村弱勢人群吸納進來, 提高他們的收入與福利狀況, 這也是農村三產融合與其他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做法的差異之一。

(三) 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模式

從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實踐來看, 目前已經涌現4種主要的發展模式。第一種模式是農業產業內部整合型融合, 這種模式是在農業產業內部如種植業、養殖業、水產業等各子產業之間的相互融合, 建立起上下游之間的有機聯系, 有效地整合各類資源, 推動農業產業內部各子產業間的融合發展, 達到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促進農民增收的目的。以循環農業為例, 發展循環農業能夠利用相同的能值創造更高的價值, 比單獨的農作物生產系統更加可持續, 環境負載率低, 且能值交換率接近普通生產模式的2.79倍 (周海川, 2012) 。目前在中國南方一些地區積極推廣的“豬-沼-稻”、“豬-沼-果”、“豬-沼-菜”、“豬-沼-魚”、“豬-沼-林”等綜合利用模式就是典型的農業產業內部整合型融合, 該模式的推廣實現了農戶家居環境優美、庭園經濟高效的建設目標, 有效提高了農民收入水平。

第二種模式是農業產業鏈延伸型融合, 即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向前后產業鏈條延伸, 將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與農業生產連接起來, 形成農業產加銷一條龍服務。眾所周知, 在產業鏈中各環節的主體利益分配極不均衡, 以肉雞產業為例, 在整個產業鏈中, 養殖戶承擔的成本最高, 占總成本的80%~94%, 但其所得利潤僅占11%~30%, 收購、加工和銷售環節承擔的成本低, 但卻占有絕大多數利潤 (成德寧, 2012) 。在實踐中眾多企業通過多年探索形成了多樣化的農業產業鏈延伸型融合模式, 向上游延伸至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 向下游延伸至銷售、加工服務等環節, 完全或部分實現了農業產加銷的內部化, 節約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農業的經濟效益。

第三種模式是農業與其他產業交叉型融合, 即以農業為基礎, 同時植入了文化、休閑、旅游等理念, 形成了交叉型融合模式。如農業與文化、旅游業的融合形成了休閑農業, 這種高效、綠色、生態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新型業態, 可以將利潤留在農村, 有效地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以江蘇省為例, 至2014年底, 全省已有各類休閑農業觀光園區5100余個, 年接待游客達8600萬人次, 綜合收入達到265億元,大大促進了當地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 (朱長寧等,2016)。

第四種模式是先進技術要素對農業的滲透型融合, 如通過先進的信息、生物、航天、互聯網等技術對農業進行有機滲透, 形成了信息農業、生物農業、太空農業、互聯網+農業等新興業態。該模式有效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改善了農產品品種, 極大提高了農產品的附加值, 改進了銷售渠道, 節約了中間成本。例如河北金沙河面業集團, 該企業通過糧食產業化經營和互聯網營銷, 使得小麥從入廠到加工品出廠, 最高增值比率達到234.50%, 帶動了3000多個農民就業并實現增收致富 (萬寶瑞，2015)。

三、推進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推進農村三產融合, 不僅是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提高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和實現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是促進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因此, 推進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推進農村三產融合是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 中國城鎮關系日益松動, 城市變得更加開放, 農民和工人之間開始了城鄉之間的社會結構性流動。但由于城鄉戶口管理制度和城市勞動力就業與福利制度的存在, 城鄉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只是有所緩和, 并未根本消除。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已經證明, 不能再局限于傳統農業的范圍來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 也不能局限于第一產業的傳統農民的范圍來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 必須統籌城鄉發展, 統籌一二三產業的發展, 從綜合性的角度來考慮和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 進而為解決中國傳統的城鄉關系提供指導方向。

從城鄉收入的角度來看, 農民并沒有得到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對應的利益, 農民在國家社會發展過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盡管他們的收入有所增加, 但并沒有改變其弱勢地位。推進農村三產融合是新時期農民增收、農業發展的新方向, 它能夠有效改變原有的耕作模式、生產模式及銷售模式, 延伸農業產業鏈, 并讓農民更多的享受到農業產業鏈增加帶來的價值增值,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改變傳統農村貧窮落后的局面, 創造新型城鄉關系, 是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推進農村三產融合是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在利益分配機制方面, 農村三產融合通過按股分配、按交易額返還利潤等方式, 促使農村三產融合主體不僅可以獲得農產品原料的收益, 還能夠得到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環節中返還的部分利潤, 并且能夠分享到通過農業產業鏈條延伸、擴展所帶來高附加值利潤。通過大力發展農村三產融合, 可以真正做到農業與其他產業一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從日本和韓國發展的經驗來看, 日本通過發展“六次產業”增加了農民收入, 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 日本政府于2010年3月通過《食品、農業和農村基本計劃》將六次產業化與環境和低碳經濟結合在一起, 在農村創造了新產業；韓國通過六次產業化發展, 讓農村地區各產業深度融合, 以農業生產的第一產業為中心, 與農產品加工、特色農產品開發等第二產業, 加上直銷店、餐飲業、住宿業、觀光業等第三產業, 在農村地區結合并開展, 增加附加值, 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崗位, 同時通過發展農村文化產業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三產融合有利于開展新的以農業生產者主導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 把政策集中到以農村為主, 把重點放到農民, 讓農業有更好的良性發展。

(三) 農村三產融合是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 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加速, 新的商業模式和新型業態全方位地向農村滲透, 促使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不斷優化升級, 農村三產融合的深化發展可以有效解決當前農村生態環境惡化、農村社會發展凋零等問題, 實現中國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 在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方面, 農村三產融合十分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生態農業為例, 它將傳統農業的精華與現代農業技術結合起來, 既能夠保證農業資源得到充分利用, 又十分注重對農業資源和生態系統的科學養護和修復;既能夠生產出安全衛生的農產品, 又能保護自然環境, 促進中國農村地區實現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 在農村社會發展方面, 農村三產融合能夠有效緩解農村發展凋零的狀況, 促使農村煥發新的生機。近年來,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飛速發展, 中國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農業生產的兼業化、老齡化、女性化趨勢日益嚴重, 農村和農業生產一線男性勞動力嚴重匱乏, 大量土地撂荒, 村落自然消亡, 農村呈現出老、弱、病、殘的凋零景象。而隨著農村三產的深度融合, 在農村大力發展生態農業、休閑農業等新型業態, 政府也會陸續出臺多種有利政策和措施, 會吸引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大學生等返鄉創業或就業, 成為發展農村三產融合的中堅力量, 振興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促進農村各類資源得到充分利用, 激發農村發展的新活力。

(四) 推進農村三產融合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農業現代化是指利用技術改造傳統農業的歷史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 先進生產要素不斷應用于傳統農業中, 會引發人力、物力、技術、制度等要素的一系列變革與更新, 最終表現為農業綜合效益的大幅度提高, 促進農民增收, 城鄉統籌發展, 創造出良好的生態環境, 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馮獻等，2013)。而農村三產融合則通過產業聯動、產業集聚、技術滲透和體制創新等方式, 將生產要素進行跨界集約化配置, 能夠因地制宜地將更多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運用到第一產業, 同時又將第二產業標準化生產的理念和第三產業以人為本的理念應用到第一產業的發展上, 將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貫穿其中, 能夠有效地實現農業綜合效益的大幅提升, 促進農民增收, 促進農村生態環境友好發展, 實現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這恰恰為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良好的產業發展保障, 更好地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基本要求。

四、農村三產融合的驅動因素分析

要大力推進中國農村三產的深度融合, 就必須要了解它的驅動力來自哪里。農村三產融合脫胎于產業融合理論, 因此, 要了解農村三產融合的驅動因素, 就需要從驅動產業融合的因素出發來尋求突破口。

產業融合是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是全球范圍內已經發生但尚未完成的產業結構體系的一次重大調整, 它不僅帶來了傳統產業邊界的模糊化和經濟服務化, 更代表著產業間新型競爭協同關系的建立和更大的復合經濟效應的產生 (周振華, 2004) 。從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演化的歷程來看, 每一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都離不開技術革命的推動。以蒸汽機的發明為標志的第一次產業技術革命推動了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邁進了工業社會；以電力和內燃機技術的發明為標志的第二次產業技術革命促使了工業社會從以發展輕工業為主導轉向以發展重工業為主導階段；而20世紀70年代以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為代表的第三次產業技術革命, 最終為產業融合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在政府放松管制的外部條件下, 企業順應了市場的需求, 秉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念不斷突破不同產業間的邊界, 推出全新的產品和服務, 最終形成了不同產業間的融合現象。如果說產業融合的內因在于技術革新的話, 政府放松管制或出臺有利的政策措施則是促使產業融合發生的外因, 企業對利潤的不斷追逐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也對于產業融合的產生與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歸納起來, 推動產業融合發展的驅動因素主要來自技術、企業、市場和政府四個方面。其中, 技術創新是產業融合產生的引擎, 企業對利潤地不斷追逐是驅動產業融合發生與發展的內在源動力, 不斷翻新的市場需求為產業融合持續深化提供了外在誘因, 政府則是確保產業融合深化發展的有利外部保障, 四者缺一不可。

基于此, 中國農村三產融合也離不開這四方面的驅動, 即:技術創新、主體利益、市場需求和政府政策的驅動。

(一) 技術創新驅動是引擎

通過技術創新可以打破農業產業內部不同子產業之間及農業與第二、三產業之間的技術壁壘, 逐步消除不同產業間的邊界, 生產出全新的產品或服務來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 技術創新是驅動農村三產融合產生和發展不可或缺的引擎。以數字農業為例, 它以遙感技術、地理信息系統、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等高新技術為基礎, 將農業的信息化管理貫穿于農業的生產、流通、銷售等過程, 達到用較低的生產成本生產出健康的農產品, 實現優良的生態環境等多重目的, 實現了農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深度融合。

從中國農業技術創新的現狀來看, 仍然存在著農業科學貢獻率偏低、農業集約化程度偏低、農業技術推廣和應用較為落后等問題。中國政府及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已經意識到了過去單純依靠增加投入來促進農業增收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近年來中央政府不斷強調要大力推動農業科技創新, “重點突破生物育種、農機裝備、智能農業、生態環保等領域關鍵技術”。

未來需要繼續健全農業科技創新激勵機制, 激發農業科技工作者創新的積極性, 積極扶持企業對農業科技的研發與創新, 力爭在重點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搭建農業科技融資、信息和品牌服務平臺, 建立農業科技協同創新聯盟, 加快中國農業技術創新的步伐。

(二) 主體利益驅動是內在源動力

農民依靠傳統農業發展模式增收困難, 而通過發展農村三產融合, 則可以通過按股分紅、按交易額返利、產品高附加值等方式獲得較高的收入, 改變過去處于利益分配機制末端的被動局面。一旦農民及其相關組織作為主體參與到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中來, 他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持續增加的過程中, 為了獲得規模效應和范圍經濟, 會出現相互合作的現象, 從而會進一步促進農業跨產業的多元化經營, 最終促使生產要素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得到優化配置, 生產出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可以說, 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追逐更高的利潤是農村三產融合發生和發展的內在源動力。

從中國不同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發展現狀來看, 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及農民專業合作社均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資金、土地、政策等多方面約束, 農業服務體系滯后, 國家政策落實效率不高, 人才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較差。

國家要大力推進農村三產深度融合, 就需要積極培育和扶持農業新型經營主體, 滿足他們的合理需求, 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和金融制度改革, 緩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融資難、土地約束問題;要繼續加大對農業基礎性、平臺性設施的公共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確保國家頒布的農業扶持措施和政策落實到位, 讓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享受到應有的農業優惠和支持政策;通過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吸引壯大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隊伍, 鼓勵大學生、農民工、退伍軍人等主體返鄉創業、就業, 通過多種渠道指導和培育現有農戶, 不斷壯大、發展農村三產融合的主體力量。

(三) 市場需求驅動是外在誘因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 人們對消費產品和服務的多元化、多層次需求日益提高, 正是這種不斷追求更好、更高、更新的消費需求驅動著企業不斷謀求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的開發與創新, 從而誘發了產業融合的產生與發展。農村三產同樣受到了市場需求的驅動而產生了融合現象, 如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 為了擺脫城市快節奏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壓力, 許多城市居民開始尋求在充滿傳統鄉村文化的田園意境中釋放自我、還原自我的旅游消費服務, 于是產生了鄉村游、農家樂等新型業態, 促進了農村三產深度融合。可以說, 不斷翻新的市場需求是驅動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重要外部誘因。

2015年11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 中國已經進入了消費需求持續增長、消費結構加快升級、消費拉動經濟作用明顯增強的階段, 應積極發揮新消費的引導作用, 積極推動形成節約、理性、綠色、健康的現代生產消費方式。特別指出, 消費升級的重點領域和方向主要包括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和農村消費。

隨著這些消費重點領域和發展方向的不斷壯大, 必然會驅動農村三產的深度融合。其中, 隨著服務消費需求的不斷壯大, 必然會促進鄉村旅游、鄉村養老等農村農業資源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信息消費需求的發展會催生互聯網與農業、旅游等產業間的跨界融合;綠色消費需求會驅動生態農業等新型業態的快速發展;時尚消費和品質消費的發展會促使農業產業內部各子產業間及與第二、三產業間的深度融合, 形成高端、品牌化農產品和服務的開發與銷售;而隨著農村消費的大力發展, 會將城市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輸入農村地區, 不斷催生集文化娛樂、綠色環保、農業廢棄物資源化綜合利用等為一體的農村三產融合產品與服務。隨著新的市場需求不斷擴展, 必然會驅動農村三產融合向縱深發展。

(四) 政府政策驅動是外部保障

政府通過對宏觀經濟的調控, 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 進行市場監管, 出臺政策頒布法律、法規等方式來達到國家宏觀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目的。對于農村三產融合而言, 同樣需要政府政策的驅動, 通過財政、稅收、法律等手段為農村三產融合營造出良好的外部環境, 驅動農村三產深度融合發展。以日本、韓國為例, 兩國在促進本國第六產業發展的過程中, 無一例外地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及政策等多方面資源來支持六次產業化發展。政府政策的驅動可以為農村三產融合主體創造出優越的外部環境, 是確保農村三產深度融合的外部保障。

現階段, 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政府應積極借鑒日韓發展六次產業的經驗, 通過機制體制革新, 加大財政投入、出臺扶持政策,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等方式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的快速發展。

五、主要結論與啟示

農村三產融合在中國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屬于新鮮事物, 需要充分了解農村三產融合的概念界定及其深刻內涵:農村三產融合是以農業為基礎, 以農民及其相關生產經營組織為主體, 同時兼顧農村留守婦女、高齡老人等弱勢群體的利益, 通過高新技術滲透、三次產業聯動、體制機制創新等多種方式, 將農業與其他產業領域的資源進行跨界高效率配置, 形成集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休閑旅游及其他服務業等為一體的全產業鏈條, 實現了農村一二三產業之間的深度融合。與以往工商資本整合農業資源做法的不同在于, 農村三產融合始終把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注重生態環境保護, 通過多種方式吸引青壯年勞動力返回到農村安居樂業, 有效地解決了現階段中國農村地區農民增收困難、環境污染嚴重、農村社會凋零等諸多問題。實現農村三產融合是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新途徑, 是提高中國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也是實現中國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意義重大。

要大力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發展, 需要從技術創新、培育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激發市場需求和政府外部政策驅動4個層面同時發力, 多措并舉切實推進中國農村三產融合的深度發展。其中, 技術創新三產融合的引擎, 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于增收的持續追求是農村三產融合的內在源動力, 而不斷翻新的消費需求則是農村三產融合的外部誘因, 同時也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 是其發展的有利外部保障。

當前, 在中國大力推進農村三產深度融合, 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重要節點:一是加快農業技術創新, 搭建農業科技服務平臺, 激發農村三產融合的快速發展;二是大力扶持和培育農業新型生產經營主體, 解決他們的資金、土地、政策等多方面約束問題。三是積極推進綠色、健康的現代生產消費方式, 引導消費者增加對農村三產融合產品與服務的消費水平。四是要加強全國統一規劃, 同時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根據各地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需要, 因地制宜地制定農業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 盡快完善食品質量安全體系, 強化法律體系, 為農村三產融合營造出優越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