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在２０１７年末己經達到５８．５２％，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１７年末己降到１０％以下，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還相對較低，但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黨在十九大報告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實施方案更是進一步指明了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在于走好產業融合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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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融合的現狀

國內關于農村產業融合的研究日益豐富，大體上可以分為２類：一類是對農業與二、三產業的交叉相融進行直接研究，例如農業與旅游業、文化產業的融合；另一類是針對農村產業融合的某一方面進行間接研究，例如對產業融合政策、金融服務、流通體系的研究。農村產業融合實施的關鍵是如何選擇戰略路徑。通過對國內農村產業融合的文獻進行梳理和總結，筆者主要從產業活力、主體支撐、金融體系和外部環境４個方面展開對農村產業融合議題的文獻研究，為探索新時期農村產業振興提供一定的理論研究基礎。

使農村產業煥發活力的關鍵在于產業融合模式，那么需要探討適合我國現代農村的產業融合模式。目前，國內對于農村產業融合模式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農業與其他產業融合；二是農村二、三產業間的融合。

對于前者而言，融合的目的或是農業產業鏈的延長和加深，或是形成新的產業形態，其中“公司－農戶”“公司－農民合作社－農戶”“公司－一村一品專業村鎮－農戶”“電商平臺－公司－農戶”等模式日益豐富。農業企業化要建立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前提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問題、土地要素流轉問題、企業資金來源問題、企業家來源問題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障礙。

農產品加工企業縱向一體化模式是我國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演進趨勢，其本質是上下游企業間的動態博弈；這一過程需要政府在遵循產業發展規律的前提下進行積極的引導，引進“農產品深加工－市場開發”模式的企業，引導農民進行專業化和規模化經營。農產品淘寶村是“互聯網－三農”的典型產物。現有的農產品淘寶村是在特色農產品專業村的基礎上自發演進而來的，其形成具有可復制性，但“從無到有”復制成為一個農產品淘寶村的可能性很小。

鄉村振興要選擇那些具有資源稟賦的村莊，基于現有的資源優勢條件，引導農產品加工企業向園區集聚，引導“一村一品”向優勢產業帶集聚，形成優勢產業集群。２０１７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田園綜合體”概念，“田園綜合體”是伴隨著現代農業發展、新型城鎮化、休閑旅游發展起來的“農業－文創－新農村”復合開發模式，是繼特色小鎮后的又一個投資風口和發展重點。綠色產業是山區進行產業融合的可行路徑，如發展特色農產品、生態服務業等，但發展綠色產業不宜過多地強調資源比較優勢，而要在培養專門人才、加速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等方面下功夫。

產業融合涉及多元的經濟主體，和諧的利益機制是農業產業融合模式健康運行的基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聯結各主體的經濟紐帶，可以通過整合農業產業鏈上不同經濟主體的生產要素，有效解決農產品的生產流通和銷售問題。農村產業融合利益聯結機制的關鍵在于工商資本，政府應以促進農民就業增收為前提，引導工商資本參與農村產業融合，引導不同經營主體分層、分類發展，形成互利互贏、風險共擔的格局。農村三產融合的政策著力點就在于建立產業鏈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其重點是依托農業資源整合市場要素，注重“產、城、人”互動，以及堅持市場需求導向。

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發現，現有文獻主要是從宏觀角度研究擁有資源稟賦的農村如何實現產業融合，但是具體的案例研究較少。在成都郫都區多利農莊的建設過程中，通過農戶土地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與多利企業共建生態農業產業園，建立“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農戶”的農業產業鏈機制。對于那些內生因素（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等）與外部動力（政策環境、城鄉關系、國內外市場、城市輻射力度等）不足的農村，如何挖掘產業潛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仍是有待研究的現實問題。

“春江水暖鴨先知”，關于怎樣的農村產業能夠融合，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合的問題，其答案關鍵在于農業經營主體。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什么？圍繞這一問題產生了李昌平－賀雪峰爭論，賀雪峰看重的是一種基于小農的家庭式發展，這種模式是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的主流形式；李昌平強調將集體作為發展的主體，且市場化與農民集體之間并不矛盾，集體化可以成為市場化的前提。

在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中，明確提到農業農村發展的主體就是新型集體和小農戶，也就是新型的集體經濟和新型的家庭經營。在日本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即使是實力較強的規模化農業經營者，其發展“第六產業”也需要工商資本進行帶動和支持，我國農村產業融合同樣需要農業生產者、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分工協作，競爭發展。

人力資本科技水平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農村產業融合需要大幅度提高農村的人力資本科技水平，引進并留住農業專業人才是問題的重點和難點。農村創新人才的培養不僅要完善原有的人才培養模式，還應加強農村學校教育體系的頂層設計，創新農村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發展“農技推廣”與“農業合作組織”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開發農村數字化教育資源，加強人才培養的國際合作和西部合作。重慶市貧困區（縣）以科技特派員制度推動科技創業扶貧，正是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科技社會服務體系、促進農村三大產業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徑。

在農業產業融合推進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關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制約著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的發展，如果兩者的發展速度失衡，就可能導致出現大量無地農民。“增加第一產業投入，提高第二產業技能，優化第三產業結構”的對策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就業結構調整的指導方向。如今民工潮已無法帶動更多的農民就業，第二就業空間的容量也不足，當前急需開拓不完全依賴于土地又不必進城務工的第三就業空間。

另外，分散型經濟發展模式放大了我國勞動力剩余的劣勢，鼓勵居民投資創辦中小企業，對于促成儲蓄、投資、就業、收入和消費的良性循環有重大推動作用。鄉村振興的主要標志之一是農村地區保持一定數量的人口規模，其中年輕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目前尚缺少對農業就業轉移何為“適度”、何為“過度”的研究。在推進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同時，需要規避其對農業生產、農村經濟與農村社會的不利影響，日韓農業生產者依托經濟杠桿穩定農業生產隊伍、出臺扶持回鄉創業人員政策的做法，為我國農村勞動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思路。

通過以上文獻的梳理發現，現有很多文獻對農村產業發展中的主體和人力資本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要發揮人力資本的生產率效應，需要一定的經營規模與之相匹配，這個過程必然伴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如何確定勞動力轉移的量，如何拓展足夠的勞動力接納空間以及如何在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的情況下留住農村建設的主力軍，仍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此外，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方式的創新、農業科技人才駐村幫扶模式的創新也是需要繼續探討的議題。

農村產業融合首先要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普遍存在金融機構“難貸款”與農戶“貸款難” 的雙重困擾，想要有效降低農村信貸的約束，首先要降低“行政－經濟”壓力體制對金融機構在農村信貸市場創新行為方面的限制，拓展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金融支持路徑。儲蓄動員效率、儲蓄投資轉化效率是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選擇，但是隨著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深入，這兩者必定讓位于投資投向效率。信貸風險制約著農戶小額信貸發展的步伐，現階段要繼續深化農村金融體系改革，推動農村金融市場的信用建設。

一些學者研究了農戶信貸風險的主要影響因素，建議小額信貸機構側重于顯著影響因素，并考慮其內部次序所帶來的差異，針對不同等級的農戶建立信用評級制度。當前農村基層政府可利用的財政資源存在巨大區域性，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行制度是省級以下的轉移支付制度，而在如何設計上級政府與農村基層政府間的轉移支付制度問題上，對鄉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范圍進行界定是一切討論的前提。我國縣級財政轉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的均等效率較高，但體制性補助和稅收返還均等效率較低，縣級政府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形成合理的轉移支付體系。

目前，拓展“三農”金融服務的一大障礙是貸款需求的加大與抵押品數量不足的矛盾，而農村有大量閑置土地資源。農村家庭資產價值向金融價值的有效轉化是解決農戶創業融資難的關鍵，從培育農村資產流轉市場、加快農村資產產權確認、強化農戶貸款擔保創新等方面入手，加強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融資服務，變資源為資本，就能為農村建設注入巨額資金血液。休閑農業是開發閑置宅基地的有效路徑，通過企業模式將農戶閑置的宅基地資源折合為股份參與工商資本運作，這種模式尤其適用于缺乏工業或不能搞工業的山區、半山區農村地區。

除了正規的金融信貸之外，資本下鄉會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和社會組織效應等三大正面效應，工商資本也是農業生產要素整合與配置的重要一環，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成都多利農莊采用公司墊資、宅基地有償騰退、建設用地入市的方式，有效解決了都市現代農業投資與運營的難題。然而，部分學者對資本下鄉持否定態度，認為資本下鄉投資農業是為房地產開發等非農盈利項目作鋪墊，在農業經營上并無效益；要使工商資本真正服務農村經濟，政府應在設置好保護農民權益的防火墻的前提下，優化投資環境，遵循市場規律，讓更多的工商資本在鄉村振興中大有作為。

回顧以上研究可知，對農村金融發展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觀層面從供給主體（政府、金融機構）的角度進行研究，對省域農村金融發展的實證研究以及從需求方（農戶、農業企業）角度進行的研究還比較少，研究者提出的政策建議并未體現如何發揮農民的創造性和尊重農民的實際需求。另外，在處置“空心村”問題時，是消極被動地拆房騰地，還是慎重考慮長遠對策，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農村的綜合功能與承載能力是推動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因素。資本邊際收益率落差的存在，使得農村資本持續流向城鎮，靠行政舉措來矯正或扭轉上述資本流動方向并不明智，我國在新時期要提升農村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就必須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并立足民營組織、個體經營者等生產經營主體拓展農產品推廣渠道，實施“互聯網＋農業”戰略，積極建設和利用農產品網絡信息平臺，向外推廣優質農產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休閑農業、生態農業等產業融合形式的發展需要良好的環境基礎作支撐，應加強“以獎促治”的農村環境基礎設施運行管理辦法，積極推廣農業生態循環技術、畜禽養殖清潔生產工作，以提升村容村貌，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改善農村環境。

在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主體上，政府應集中投入具有純公共產品性質的設施領域，并出臺政策對具有混合產品和私人產品性質的領域加以引導，建立主體互動合作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益的途徑是提高各主體的供給能力，最大化社會協同力，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協同”的模式。

農村產業融合的發展離不開相關政策的支持，主要表現在實施重大工程、政府采購公共服務、設立農村產業融合投資基金、開展農村產業融合試驗示范區建設４個方面。我國應持續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逐漸減少市場價格支持比重，加大對農業知識和創新體系的財政投入，完善農產品質量追溯體系和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遏制企業違規違法行為。同時，政府應對農地農業經營創新進行政策激勵。

一是給予用戶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補助資金，進行規模化經營激勵；

二是通過支持龍頭企業并鼓勵農民以承包土地經營權入股農業龍頭企業，進行產業化經營激勵；

三是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研發等進行長期投入激勵；

四是給予農村新型企業發展激勵，引導工商企業發展現代農業，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全產業鏈發展。

在土地流轉機制的完善方面，有學者建議將農民的口糧田、水田、高產田維持家庭聯產承包模式，僅在坡地、山地、荒地或少量低產田實行流轉，并提倡農民以土地入股形式進行土地流轉，對出租之后的土地按《土地法》征收土地開發增值稅，以避免少數人以農業開發為名搞公開或變相的房地產開發獲取暴利。另外，優化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應從落實集體土地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承包地經營權３個方面著手，其中以“按份共有”來實現集體所有權，建立起農民的進入和退出機制是關鍵環節。

通過對以上研究的分析發現，現有研究大多只是分析了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與政府產業政策應該作出調整的必要性。所提的建議都是針對政府的，并沒有考慮到政府早已提出抑或已經采取這些措施。因此，重要的是要分析清楚政府為什么沒有遵循這些本來可以更好優化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環境的方法。目前，全國多地競相打造“田園綜合體”，但是農村產業自身的弱勢地位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市民下鄉的消費能力也十分有限，缺乏規劃盲目實施農村全域旅游建設，極有可能制造出產業泡沫。因此，將促進農民增收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結合起來，多視角地進行因地制宜的產業制度體制的探索性分析，是未來農村產業融合議題研究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綜上所述，通過梳理國內學者關于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路徑方面的研究，發現我國的農村產業融合研究總體上處于初興階段，且大部分以描述性分析為主，許多相關學術研究成果是基于政策文本和相關文件進行的解讀，探索性分析和典型經驗的比較分析較少，缺乏不同類型農村產業融合的分類研究，對村莊“空心化”與“老齡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等現實問題的研究視角單一，未能形成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預測在下一步，學者們要重點關注農村產業融合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審慎引進國外的成功經驗，開展跨學科綜合視角研究，加強典型案例的經驗探索性研究，加強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農村產業融合的研究，以推動該領域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探索。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核心是增強縣及縣以下的創新能力以供給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先決條件是為農村產業融合提供更多保障。一方面，要創新農業科技投入機制，擴大農產品的精深加工規模。引入大型龍頭企業，扶持中小型農產品加工企業，提升農村地區農產品的深加工規模，深度挖掘農產品潛在的附加價值。另一方面，要構建農業經營保障機制，拓展農產品的推廣渠道。積極召開農產品展銷會、建立大型農產品集散中心等，利用互聯網平臺向外推廣優質農產品。同時，要依托當地優勢資源打造主導產業，引導農業經營主體集群發展，共創產業融合的協同發展格局。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必須要有主體支撐。一方面，要培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主力軍，扶持農業產業龍頭企業，發展各類股份合作組織，培育家庭農場、職業農民等。同時，應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政策扶持，通過政策支持、機制創新、典型示范等，培育一批市場競爭力強、示范帶動面廣、技術裝備水平高的產業融合主體。另一方面，要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引領、示范和帶動作用，協調不同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關系，增強普通農戶的參與能力。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推廣新型農村經營主體的產業發展路徑，充分發揮市場主體在農村產業融合中的引領作用。

農村產業融合的發展受制于發展遲緩的農村金融市場和龐大的資金需求缺口。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健全適合農業農村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推動農村金融機構回歸本源。首先，要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增加金融機構的服務供給，強化商業金融支農責任，發揮政策性金融與合作性金融的扶農作用；其次，對新業態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加大財政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關鍵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再次，要合理引導工商資本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農業生產性服務、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產業，與農業龍頭企業、各種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分工協作、優勢互補。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離不開政府的規劃引導。應推動農村基礎設施提擋升級，加快公路、電網、供水、供氣、物流、環保、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實施鄉村通達工程，推動城鄉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互聯互通；完善農村二、三產業基礎設施，合理規劃建設各類農產品加工園區，整治休閑農業、鄉村旅游集聚區的周邊環境，根據發展需要建設農村停車場、交通指示牌等配套基礎設施。完善環保政策，發展循環型農業，加強生態農業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提高農村環境污染防控水平，全面提高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