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長久話題。由經濟增長理論所揭示的經濟增長源泉與動力機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重要理論依據。由此，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加快農業的工業化，提高農業產出與生產率，成為農業經濟增長的主流思想。然而，由產量與效率所導向的生產經濟學，無法表達農業生態與社會功能所決定的廣義的福利經濟學。兩個方面的事實決定了農業轉型發展的必要性。一方面，隨著人類基本生存問題的解決、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尤其是后工業化時代人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決定了農業功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推進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形成新的發展格局，應該高度重視農業的功能性作用。一旦農業轉型為“生命的農業”，不斷凸顯和提升農業的生態與人文價值，那么，如何誘導功能性農業的市場交易轉型，就必須進入到新的研究議程。

一、經濟增長：思想傳統及其反思

經濟增長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增長規律、源泉及其制約因素，而經濟發展理論則是以經濟增長為線索，聚焦于國家經濟與社會結構現代化發展。一般來說，發展經濟學是關于欠發達狀態的經濟學，增長經濟學是關于效率的經濟學。兩類理論關注的核心均是經濟增長狀況。對經濟增長水平的評價主要涉及兩方面的維度：一是一個經濟體（國家或地區層面）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總和在很長的時間內保持增長的狀態，即實際總產出持續增長；二是根據經濟體人口規模所計算的相對產出水平，即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所以，無論是增長理論還是發展理論，共同特性是謀求物質匱乏的最小化與經濟財富的最大化。事實上，已有經濟理論尤其是主流發展經濟學，一直是滿足物欲、追求產出與經濟增長最大化的經濟學。

長期以來，經濟學總是將傳統農業視為低效率的典型形態。由二元結構理論的兩分法所界定的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代表了兩種不同生產率的農業。由此Schultz認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引進種子、動力源、耕作技術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等新的生產要素。其觀點和Kuznets關于經濟增長的主張具有一致性。Kuznets認為，為了讓科學更好地服務生產活動而進行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變革，是實現社會生產率和人均實際收入不斷增加的主要動因。

Kuznets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由人均收入增長和國民經濟結構轉型所表達的工業化過程。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重要表現是農業占GDP和社會就業的比重呈現出不斷下降的態勢。Kuznets重點關注了農業的產品功能、市場功能和要素功能等三個基本功能。其中，農業的產品功能及其產出水平不僅反映了社會的農業生產水平，也反映了社會的農業現代化水平。Kuznets關于經濟增長的分析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同，但是其將社會的工業化發展和經濟不斷增長視作根本目的，將農業看作輔助性部門，則低估了農業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的能動性功能。

的確，世界農業已經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巨大進步。農業不僅成功地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了必需的食物，還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產品需求；農業不僅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原材料和勞動力，還通過技術的進步弱化了對動植物生命特性和傳統資源的依賴，逐漸表現出“工業化”發展特點。但是，在以經濟增長為導向、以要素配置為核心而構建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析范式中，農業被認為是增長函數的一個變量。具體體現為：一方面將農業視作是向其他產業和部門提供產品或生產要素的被動產業；另一方面將農業看作是單純的產業部門且僅能產生經濟貢獻，在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不產生任何特殊貢獻。

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了經濟具有收斂的特點，即經濟增長率會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下降。Harrod-Domar模型認為，儲蓄率與資本產出比對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產生決定作用，而人口增長率與技術增長率則決定自然增長率。但儲蓄率、資本產出比、人口增長率和技術增長率等參數都是外生的，因此，只有滿足了很強的參數約束條件，才能實現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相等，或者說兩者相等只是一種偶然情況的發生。Solow假設新古典生產函數，即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與資本可以相互替代，他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中生產函數要求資本和勞動滿足固定比例的條件。所以在Solow模型中，通過調整資本產出比可以使得自然增長率與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相等，從而使經濟依靠內生的動力即可以收斂到穩態均衡。盡管內生增長理論對經濟收斂的假說提出了批評，將狹義的物質資本進一步拓展到健康資本、人力資本、公共資本等，但該理論仍然局限在不同類型資本的產出彈性。就農業而言，一方面，農業的產出并不僅僅限于物質產品，由農產品與原料產出所表達的經濟增長并不能反映農業功能性的全部作用；另一方面，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過度關注和強調供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低估了農業的發展型、享受型與農耕文化型消費等需求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引領性作用。

同樣，關于農業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與理論傳統，隱含著重要缺陷。在新古典經濟分析框架中，農民被認為具有經濟理性，可以針對市場價格變動做出有效反應，有能力優化配置生產要素，并實現生產率與收入的雙重最大化。但是，由于農業的生命特征以及功能的多樣性，事實上，一直以來農民決策時的目標函數都是效用最大化，而不一定是收入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由產品出清所表達的市場機制中，農業所具有的廣泛非經濟功能并不能形成價格信號，因此不能在以利潤最大化為標準的目標函數中得到有效刻畫。前者說明，如果農民具有厭惡風險的特征，則使用利潤最大化的新古典模型反映農民的要素配置效率是有誤的；后者說明，如果農民對農業非經濟功能有偏好，那么以價格響應為基礎來測度農民的效用水平則一定是存在偏差的。即使農民的市場響應可以通過農業生產力水平進行表征，但農村經濟的發展還更多地依賴于制度與文化帶來的激勵。因此，除了經濟理性，農民還存在著重要的社會理性甚至生態理性。由產量與效率所導向的生產經濟學，無法表達農業生態與社會功能所決定的廣義福利經濟學。

盡管Kuznets曾經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倒“U”型假說，但經濟增長本身無法有效解決環境惡化問題，政府雖然試圖通過利用一系列的環境政策措施，在穩增長和保環境兩個目標中達到平衡，但政策的實施效果卻往往不盡如人意。Acemoglu等提出的環境技術進步方向模型，注意到了要通過合理規劃政策組合的規制強度和激勵方向，來轉變環境技術進步方向，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與保護環境兩個目標的同時達成。但卻存在重要的邏輯缺陷。一方面，在技術層面，該模型外生引入清潔與非清潔部門科學家投入比例，并未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另一方面，在方法論層面，該模型基于市場與政府的兩分法，假定市場失靈，將希望寄托于政府的技術進步政策導向，由此忽視了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本質上依然是科斯所批評的“庇古傳統”，且生態功能并沒有內生地納入到社會福利函數。

二、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轉型：新的理論拓展

在理論上，經濟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在沿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模式，依然是以追求利潤為基本目標的經濟學。在多數經濟學家的傳統思維里，往往將經濟增長等同于人類進步。受此觀念的影響，人們將社會經濟生產的目的視為是通過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利潤，將由各種自然要素組成的生態系統，僅看作是一般化的生產對象，人們在社會實踐中也以“利潤”為目標對自然進行改造，通過利用各種物質與消耗大量的能源來謀求高額利潤，不惜以破壞自然和生態環境為代價。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農業的發展逐漸以高產高效為目標，成功實現了化學化、機械化、設施化、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盡管農業的轉型發展解決了人類的饑餓問題，卻使人們在工業化時代對食物產生新的多樣化需求。現代農業的發展及其技術進步滿足了人類不斷增加的需求，一方面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人類健康狀況以及食物安全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生態環境的壓力。同時，作為一種核算體系，盡管GNP逐步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采用，并最終演化為各國和國際組織所廣泛使用的GDP，但人們對GDP的批評從未間斷過。這些批評包括：GDP并沒有告訴人們經濟增長成果是如何在家庭層面分配的，甚至經濟增長變成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引擎；GDP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務的數量，而不是質量，缺乏對非物質因素的考量，比如心理健康、幸福感等；GDP看重當下，僅衡量經濟活動的流量，核算的只是過去特定時期發生的事情，無視環境和生態成本，不關注自然資源、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等存量對未來情境的影響。

至少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經濟增長的GDP信念。一是這一信念混淆了目的與手段。人類各種活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福利的改善，經濟增長僅僅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眾多途徑之一；二是這一信念沒能深刻理解地球資源是有限的這一事實；三是這一信念忽視了經濟增長之外的眾多問題，特別是市場競爭及其資源配置會導致公平問題的加劇。大量研究已經證明：（1）收入增加并不總是增進幸福感；（2）經濟增長會犧牲以環境、緊張及不平等為代價的社會福利——包容性增長、可持續發展的思潮正是上述反思的表達，反映了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發生轉型的可能性。事實上，眾多國際組織提出了多種“超越GDP”的倡議。其中，聯合國倡導發起的包容性財富指數（IWI），以生產資本、人力（健康）資本和自然資本存量來衡量人類福祉與發展的可持續性，成為諸多指標核算體系之集大成者。

對經濟增長和物質利益的盲目追求，不僅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而且進一步使得人們在工業社會中失去了本可以在與自然交往中得到的智慧、尊敬、驚奇、祈禱、關懷與感動，以及對自然和勞動的感激。新要素引進，尤其是化學農業帶來的生態環境的破壞，讓人們逐漸開始關注農業的生態功能；工業化的流水線以及現代都市的過度密集所導致的焦慮與孤獨，讓人們開始呼喚農業的社會功能。工業的邏輯特征是集中、大量與高效率；農業的邏輯特征則是分散、適量與永續性。農業的工業化，對于解決匱乏并提升效率問題，是人類謀求生存的被迫選擇，因而具有歷史性。但從人的生物天性、從農業的生命邏輯來說，在人類生存問題解決之后，仍然延續農業的工業化及其經濟效率的目標導向，則可能是與人性本質背道而馳的。

馬斯洛最初將需求分為五個層次，并進一步增加了新的層次即自我超越需求（Self-Transcendence needs）。它們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從而大體表達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其中，“自我超越”可表達為返璞歸真、回歸自然、復原人性，即“天人合一”。為此，本文對農業的重要性提出一個“S型”假說。

圖1 農業重要性的“S型”假說

圖1表明，對于滿足人的生理需求來說，農業顯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安全層次，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財產安全成為需求的主要方面，農業的重要性開始下降；在情感與尊重層次，社會性交互活動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方面。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農產品邊際效用不斷弱減，使農業的重要性進一步式微；但在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層次，鄉愁尋根以體驗村落文化、貼近自然而感悟生命真諦，將成為需求側的重要方面。農業意味著“生”，是生命、生活與人生的融為一體，是經濟、生態與生活三類價值的有機統一。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觀，體現了人類本體與自然本體共生、人事規則與自然規律協調、人為品行與自然意志相契合的三位一體。由此，農業的功能不僅能夠滿足人類的新需要，而且能夠帶來邊際效用與福祉的擴展，從而再次成為后現代社會人類不可替代的核心部門。

農業的發展歷程大體經歷了從“產品農業”（生存農業）、“工業化農業”（效率農業）到“生命農業”（功能農業）的轉型，農業的功能也經歷了從經濟功能到生態功能、社會功能的拓展，目前已經成為新的思潮并逐漸受到全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表明人們生活幸福程度的衡量標準并不只是物質財富的多少，也需要充分考慮人們對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環境中的對比感受等其他因素。因此，農業的多樣化功能在社會轉型發展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即使是被打上所謂“落后”標簽的傳統農業也蘊含著深遠的文化意義，在傳統農業中維系和發展的技藝、經驗、示范、口頭傳授與世代傳承，不僅是一門藝術，也表達為文化遺產而具有社會價值。小農經濟從產品生產角度來說可能是低效率的，但從功能開發來說則可能是高效用的。生命的農業甚至可視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人類學家認為，許多狩獵采集社會和游耕社會對待各種動植物的態度是這些社會之所以能在整個生態系統里實現動態平衡的奧妙所在。那些非理性的生存性智慧所構成的知識積累，以及所形成的對于其他物種的看法與態度，不僅值得現代人類社會進行挖掘與學習，而且更是一種值得珍視的“美德”。

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為，如果發展經濟學通過轉型且能夠表達上述思想，不僅研究貧困、增長、財富積累，而且能夠構建福祉與幸福的分析框架，那么新的發展經濟學就有可能代表主流經濟學的未來。張培剛教授將“工業化”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的或戰略性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基于此，我們可以將現代農業發展拓展為三類形態：生產性農業、生活性農業和功能性農業。其中，（1）生產性農業可視為農業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在此形態中，目標函數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具體表現為產品生產率與收入水平的上升。（2）生活性農業可視為農業的效用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在此形態中，目標函數表達為效用最大化，具體表現為個人生活幸福感的獲得。（3）功能性農業可視為農業的福利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其目標函數是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體現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融合。

在上述三類形態中，第一類體現為“物的增長”，第二、三類則體現為“以人為中心”的發展。顯然，“人的發展”與“物的增長”不可能直接對應，因為“人的發展”有更加廣泛且多樣的內涵。Todaro指出，發展的“內在”含義，應該包括生存（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三個核心理念，才能夠反映所有個體和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其中，生存是指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這是實現生活質量的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自尊是指被看作一個“人”，表現出個人的價值和自尊，不是作為他人實現某種目的的特殊工具；自由則是指人類從異化的物質生活中解脫出來，從社會受無知、依附、痛苦以及工具化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并在追求多樣化的價值時不僅最小化其外部約束，而且使整個社會及成員能夠擁有更大的選擇機會與空間。顯然，“生命的農業”是實現生存、自尊和自由三類基本價值不可替代的典型融合體。

如果說生產性農業能夠通過供需關系進行誘導，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激勵，從而實現市場出清，那么，生活性農業與功能性農業因其公共物品特性尤其是外部性，隱含著價格生成的難境。如何讓功能性農業成為經濟內循環與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意味著構建可交易的市場化機制，是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努力的方向：生態品的可交易性問題

交易似乎是刻在人類的基因里的。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類的交易天性。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起點就是人的交易天性。交易和不斷拓展的交易范圍（市場規模），使得分工與專業化得以深化，進而增進國民財富并促進人類社會的繁榮。現代生產方式的主要特點是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專業化經濟與規模經濟，以及由此導致的大規模銷售，成為諾斯解釋工業革命的根源。由于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所以如何解決大規模銷售，依賴于交易性制度的支持。諾斯的分析指出，大規模的銷售得以實現，既是由于運輸和溝通的成本因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而大大降低，也是因為英國王室法庭統一了英國的法律而改進了法律制度，從而保證了契約的有效實施，運銷方式走向多樣化，從鄉村集市最終演變為都市市場和連鎖店，既大幅度降低了交易費用，市場范圍也實現了極大的擴展。

（一）科斯定理及其反思

交易的有效性取決于產權的明晰（可排他）與穩定（可預期）。前者是人與人的關系，后者是人與物的關系。問題是，公共物品（由于物的不可分性）、外部性問題（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難以排他）所決定的不可交易性，往往被視為“市場失敗”的典型性事件。為此，校正外部性問題依賴于政府干預的政策主張，形成了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庇古傳統”。事實上，“市場失敗”顯然不是市場本身的失敗，而是缺乏市場運作的基礎或前提性條件。科斯為此提供了經典性的研究范式。與庇古傳統不同，在科斯著名的“養牛與種麥”的故事中，關于外部性的“外部損害”問題被轉換為土地產權的界定問題。因為在科斯的理論范式里，土地的產權既可以界定給麥農，也可以界定給放牧者，為此，科斯給出的效率判定標準是社會總產值的最大化。于是有：如果產權交易沒有成本，那么界定給誰都可以，都能夠實現最優效果；如果產權交易有成本，那么效率標準就在于如何界定產權才能夠實現產值或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由此，交易問題就轉換為他所強調的“生產的制度結構”。

科斯及其追隨者關注產權界定對生產制度結構的影響，從而使產權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中心命題。其中，科斯定理占有重要地位。科斯定理的核心是：第一，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相關產權主體可以有效率和無成本地糾正任意配置的權利；第二，當交易成本不為零時，產權交易及其要素配置效率會受到初始權利安排的影響，社會總體福利也將因此而受到影響；第三，當交易成本不為零時，應該重新分配原有界定的權利，并由此改進社會總福利。科斯的核心思想是：應該把稀缺要素的產權，界定或者賦予給更有能力的主體。在此種情況下，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這即是科斯關注的“生產的制度結構”。

科斯定理暗含著三個假定：一是無論是產權主體還是客體均有良好的可分性，但沒有考慮到身份性以及人格化財產。二是產權主體對于其擁有的產權客體是“冷酷無情”的，沒有考慮到人與物之間可能存在的人格化關系及其稟賦效應。三是通過重新界定產權可以有效實現潛在利益，但沒有考慮到產權固化不可調整的情況。

科斯的“牛-麥”故事中的產權主體是明晰的（養牛者與麥農），即使存在外部性，整個事件的受益者或受損者也是可以確定的，假設能夠明晰行為主體的能力，產權的調整與配置也許可以使得“社會總產值”最大化。可是現實存在的問題是，如果不能明晰主體行為能力呢？例如，環境被污染后的利益受損者是誰？生態環境得到保護后的利益獲得者又是誰？在受益與受損主體均無法識別的情景下，如何清晰界定產權？有能力的主體如何發現？科斯亦未予討論。此外，農業除了生產產品形態的具有可分性的私人物品之外，更有著典型的公共物品與外部性特性。特別地，由農藝、景觀、康養、民俗、傳統、生命啟迪所表達的農業多功能屬性——包括自然生態功能、空間生態功能與人文生態功能——本文稱之為廣義的生態品，有著多樣的特殊性。這些功能屬性的生產、培育與維護往往需要多個生產主體進行多種資源的組合配置，同時對功能屬性的消費又不具有排他性，在此情境下，誰是有能力的行為主體？產權界定給誰是恰當的呢？科斯定理對此顯然無能為力。

（二）生態品的可交易性難境

農業生態品交易面臨的困難在于：（1）人格化問題。農耕文化中的傳統技藝、民俗以及獨特的文化傳承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特定的行為主體具有不可分性，從而表現出人格化產權特性；（2）物格化問題。農業的核心特征之一的因地制宜，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的生態景觀、不同的農藝技術、不同的農耕文化與傳承，即使是同一農產品也會因地域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產品特性，即所謂“南橘北枳”，因地理專用性、資產專用性或空間依存性而與其特定的環境具有不可分性，從而表現出“物格化”產權特性；（3）相互性問題。農業生態景觀是一定區域內呈現的景象，即視覺效果，主要由地形、地貌、土壤、水體、植物和動物等所構成的綜合體，甚至涉及到地理、生態、園林、建筑、文化、藝術、哲學、美學等多個方面。一方面表現出多元素的相互關聯性，另一方面因其審美價值與感悟而具有情境關聯性，從而表現出功能屬性不可分的產權特性。因此，農業景觀具有的顯著特征是產權主體與產權客體的不可分、功能屬性與生產環境的不可分、功能屬性相互間的不可分，并進一步在消費層面上表現出公共性與外部性。基于此，一旦農業轉型為“生命的農業”，并滿足于多樣且不斷延伸的生態與人文的功能性需求，市場化的交易機制就尤為重要。因此，有必要在重視產權生產制度結構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產權交易制度結構的研究。

市場交易可以細分為不同的情境（表1）。主流經濟學理論關于市場性質的研究往往是在“純市場交易”情境中展開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純市場交易”有兩個重要前提性假設，一是產品或服務的同質性，二是產品或服務的可分性。同質性意味著可替代性，因此市場出清要么只是供求數量上的均衡，要么是不同產品之間的價格均衡。可分性意味著不僅不用考慮公共物品問題，而且無論是生產者或者消費者均可在不損失效率的情況下擴大或縮小生產規模或購買數量，從而確保資源的有效配置與市場出清。然而，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產品或服務的非同質性與非完全可替代性。Radin將財產分為人格化財產和可替代財物。這意味著，對于產權主體來說，對不同產權客體的價值評價是不一樣的，人格化財產相比于可替代財物，具有更為強烈的稟賦效應。從而，稟賦效應必將破壞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供求均衡及其市場出清。不過，稟賦效應理論重點聚焦的是交易過程中“人-物”關系，沒有注意到不同交易主體之間（“人-人”）存在的情景差異，因為有些交易包含著情感性交易。同樣，外部性與公共物品問題不僅普遍存在，由于缺乏有效的價格發現機制，往往會導致外部經濟性或“好”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而外部不經濟或“壞”的公共物品供給過剩。盡管科斯定理部分關注了生態品（公共物品）的產權界定問題，但離解決其價格發現及其可交易機制，還有很大的距離。

為此，根據表1，本文重點關注兩個方面的交易情境。

一是人格化財產及其可交易性問題。這是筆者已經初步討論的情境。產權界定與產權交易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盡管科斯定理肯定了產權界定中隱含著的交易含義，但卻忽視了人格化的財產及其交易性質。中國農地的集體所有制及農戶地權的均包制，決定了農地產權的特殊性：（1）產權分配中因集體成員權的天賦性所表達的“人格化財產”特性；（2）產權交易中因農戶承包權所表達的“產權身份壟斷”特性；（3）農地流轉因地塊確權固化所表達的“產權地理壟斷”特性。因此，有必要思考人格化財產的產權交易。正是基于中國農地制度的特殊性，并鑒于新一輪農地確權中“生不增、死不減”的身份產權固化與地塊“四至”的空間產權界定，所以，農地產權的交易問題可以進一步應用科斯的思想范式，將科斯定理發展為：當交易過程存在成本時，如果產權的重新調整不能提高效率，則就有必要選擇適當的產權交易裝置進行匹配來改善總的福利效果。

將上述思想運用于生態品交易，可以設計不同的交易裝置。主要包括：一是品牌化交易。盡管生態品往往具有整體性，卻因包含眾多具有可分性的副產品而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如優良生態環境情境下的生產的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等，可以借助地域品牌、生態品牌進行市場細分與直接交易而獲得溢價收入。二是替代性交易。排污權交易、碳匯交易均可視為生態品的替代性產品交易。三是迂回交易。農業景觀、傳統農藝、古村落民俗，可以通過門票、食宿以及關聯性產品的銷售，獲得溢價收益。從而將不可分的功能性產品，通過設置準入門檻進行間接或迂回的交易，解決排他性與可交易性問題。

二是物格化財產及其交易問題。需要進一步試驗的是整體交易裝置的設計。可以將生態品分為兩個類型。一是不可分的生態品，如田園生態景觀；二是可分的生態品，如田園生態系統中產出的綠色食品。主要差異在于：（1）前者表達生態品的復合性功能；后者表達生態品的一個或部分有價值的功能屬性；（2）前者包括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如文化感悟）；后者主要是直接使用價值；（3）前者的直接使用價值包括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和非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后者側重于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4）前者的交易價值實現依賴于市場制度安排與機制設計；后者能夠通過市場演化與市場細分來發現價格。所以，無論是品牌化交易還是迂回交易，由于缺乏生態品整體的價格生成機制，往往難以實現收入或福利最大化的市場出清，至少會因為溢出效應而難以達成生態價值的收入最大化。同時，由于農業功能屬性的多樣性與相互關聯性，單個功能維度的市場交易則不可避免會損傷整體價值并帶來產權租金耗散。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尋找各具地域性特色生態品的物格化產權交易機制。

（三）生態品供給與交易價格生成：市場設計

按照科斯定理，為了最大化“社會總產值”，稀缺資源的產權應該賦予或界定給更有能力的主體。問題是，誰是更有能力的主體？如果主體行為能力是不明確的呢？難道發現更有能力的產權主體就是免費的？難道行為能力是固定不變的嗎？科斯并未對此進行討論。由于公共物品在產權上的非排他性，所以其供給總是被視為是政府的責任。為了降低政府行使產權的交易成本，特許經營則成為普遍的操作方式。

然而，如何通過特許經營形成生態品的價格生成機制，則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方面，由于生態品的資產專用性與地理專用性，往往存在自然壟斷性與產權進一步細分的有限性，因成本效率的限制，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只能有一個企業的存在。因為缺少競爭，該獨家壟斷企業就會因缺乏動力而難以實現生產的創新，從而導致低效率。不僅如此，若政府監管缺位，壟斷企業會通過虛報成本等方式以制定壟斷價格，損害消費者利益而造成社會總福利的下降。另一方面，當潛在競爭者發現該企業能夠獲得超過市場平均水平的利潤時，會隨之進入該領域的市場，在市場容量一定的情景下，過度進入則會造成建設重復，并最終導致企業間的惡性競爭。這無疑是一個兩難困境。對此，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的拍賣理論能夠提供新的啟示。

一個實例：關于生態公共品的供給。公共綠地供給面臨的關鍵困難是消費資格的非排他性。常識告訴我們，綠地具有景觀與休閑功能。休閑能夠吸引游人，景觀能夠吸引住戶。顯然其最有價值的功能屬性是商業與房地產開發。因此，廣東省增城市于1999年建設的“掛綠廣場”，就是通過將綠化廣場、商場以及房地產的開發結合起來進行關聯性的迂回交易，有效解決了公共物品供給的市場化。主要做法是：一是做好規劃，劃定綠化廣場范圍，在廣場周邊配置商場與商品房；二是將整個項目進行特許經營權的公開拍賣，以引進“有能力”的開發商；三是商品房公開上市交易，商鋪進行競爭性租賃經營。于是形成了“多贏”的市場化格局：（1）開發商有投資的積極性，因為綠地保護可以增加商品房價值使其容易銷售，并得到優厚的商場租金；（2）原住戶因為居住環境的改善及其房產價值的提升，從而有置換搬遷的意愿；（3）環境的改善及其聚集的游客，有利于商業景氣的提升，所以商家更愿意承租此地區的商鋪；（4）游客有良好的休閑、購物環境，改善了市民的社會福利；（5）政府不僅退出了公共物品的供給，節省了高額的征地補償與綠地建設費用，而且能夠獲得競爭性拍賣的豐厚收益。這一運作機制無疑對古村落的市場化開發具有示范價值。

一個設想：關于生態公共品的價格生成。拍賣理論最有影響力的案例無疑是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設計的頻譜牌照拍賣機制。無線電頻譜資源作為一種稀缺的、不可再生的公共資源，無疑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為了解決排他性并實現市場價值最大化，往往采用特許經營。與其他市場相比，無線電頻譜許可證市場的特殊性在于，不同的潛在買者往往對許可證往往有著不同的需求，不僅如此，一份許可證對每個潛在買者會產生不確定的價值，這通常與某個買者已擁有的其他許可證數量有關系。比如，一個已經擁有全美3/4地區頻譜許可證的競拍者贏得剩余地區許可證的需求及其潛在價值，會大于未擁有任何許可證的競拍者。除此之外，不同的許可證之間可能有很強的替代關系。在這種狀況下，傳統的拍賣機制就可能導致無效率情況的出現。因此，理想的拍賣不僅應該使競拍人知曉所有物品的投標情況信息，并且能夠向任意一個或多個物品投標，從而對這些具有替代性的物品進行隨意選擇。這種方式不僅可以讓競拍人免于猜測物品價格，也使可完全替代的物品最后以統一的價格成交。由此，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為美國聯邦電信委員會設計了一種“同時向上叫價”競拍的方案。該方案已經在丹麥、荷蘭、瑞士、英國等國家的頻譜拍賣中得到了廣泛且成功的推廣。

不同的區域有著各具特色的農業生態品，其產品或服務的功能特性與頻譜資源就“公共價值”而言有著十分接近的性質。鑒于農業功能的多樣性，不僅功能屬性具有互補性與不可分性，且區域之間存在一定的可替代性，同時考慮到人們的偏好與支付意愿也存在相互關聯性，按照米爾格羅姆的研究，對區域性的農業生態功能進行拍賣，有助于實現最高期望收益。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中，如果根據農業生態功能進行分區，每一個生態功能區就類似于一個頻譜牌照，那么就可以設計前述的同步增價多輪拍賣方案：在同步增價多輪拍賣的每輪中，競標者可以對功能區的牌照進行密封報價。在每輪競拍報價結束后，只會公布每個功能區的最高報價，并在此基礎上確定下輪拍賣中每個功能區的初始價格（例如在上輪最高報價的基礎上加上事先確定的增幅，如5%或10%增加）。下一輪拍賣開始后，依然保留上輪拍賣確定的最高報價，若有新的最高報價出現則將其取代，如果沒有則拍賣結束。在此種拍賣過程里，隨著價格的上升，對某個功能區的出價已被別人超過的買家可能投標其他一些當前價格較低的許可證，而這將造成互替許可證之間的有效套利。顯然，這種拍賣機制能夠最大化多樣化農業生態品潛在價值，從而鼓勵企業家與社會資本的農業進入及其功能性開發，走出一條產業化、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的可自我執行的鄉村振興之路。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推進農業生態發展的產業化與生態品交易的市場化，是經濟學家與政府決策者必須重視的重要現實關切。應該強調市場交易的基礎性作用。一方面，市場是一個過程。它既是一個發現、學習與行動的過程，也是一個實驗的過程。與其說市場存在不足，還不如說已經存的市場運行與人們所期望的市場格局還有差距，反映了快速生長的新需求與市場發育滯后之間的矛盾、人類快速膨脹的欲望與自我心智發育遲緩之間的矛盾。經濟學家對新型市場的認知與設計是滯后的，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于直接使用價值、有形產品以及可分性產品的市場邏輯，而對間接使用價值、無形產品尤其是功能性產品以及不可分物品這類“特殊的”市場邏輯大多還處于“無知”狀態。因此，有效利用分散的知識并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市場是進化的，也是設計的。人類在謀求溫飽的時候，農產品的價格是由短缺程度決定的（自然美當然沒有進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用函數）；解決基本生存之后，農產品的價格決定開始由營養價值所主導；當環境污染問題受到重視，人們的需求開始轉向“產品安全”，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等成為必然的細分市場，價格則由產品的生態經濟價值決定；功能性物品及其關聯性物品的價格生成則不是自發形成的，而至少是像頻譜牌照那樣需要設計的。人類效用偏好所表達的社會需求及其規模，決定著市場的發育與設計。從而，市場交易不僅具有不斷演化的歷史邏輯，也具有設計建構的制度安排邏輯，從而形成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復的執行機制，并由此而生成明晰的產權主體與產權交易市場。顯然，人格化、物格化及不可分生態品的供給與交易，不僅依賴于潛在需求的生成與凸顯，更依賴于機制匹配與市場設計。對此，開放市場，減少管制，強化自主選擇，弘揚創新精神，提供制度服務，或許是明智的選擇。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教授；轉自：《學術月刊》2021年第5期，第54-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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