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人的認知里，金龍魚一直是一家國產的品牌，但實際上，金龍魚的品牌屬于益海嘉里公司，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外資企業。而且這家企業準備上市A股了！

【圖】金龍魚的品牌系列（圖片來源：百度）

2月28日，上海證監局披露，益海嘉里擬申請首次A股上市。這也意味著金龍魚正式踏上A股上市路。而據去年12月的消息，目前的益海嘉里估值超過100億美元。

今天的益海嘉里，已經成為一家農產品產業的巨無霸：在中國的總投資已超過300億元，在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成和在建生產基地共計70個，生產型實體企業110多家。生產、銷售和物流網絡遍及全國。

而益海嘉里的母公司豐益國際，2017年營收為438.5億美元，凈利潤為12.2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營收為223.9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500億元），占總營收的比重為51%，并且比例還在不斷上升。

【圖】益海嘉里遍布全國的工廠（圖片來源：益海嘉里官網）

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強強聯合”的益海嘉里集團組建，其實是一場家族內部交易：豐益國際集團的早期掌門人是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Robert Kuok），后來掌控權移交給他的侄子郭孔豐，另一家公司嘉里糧油由其子郭孔丞掌管。

郭鶴年家族的產業覆蓋遠不止農產品那么簡單，而是覆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方方面面：例如，舉世聞名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就是郭鶴年旗下的產業，而為鉆石卡會員贈送的葡萄酒，也是郭氏家族控制下企業生產的，可謂是一條龍服務。

【圖】上海鬧市區的地標，靜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圖片來源：百度）

【圖】全球首家香格里拉——新加坡香格里拉，2018特金會期間特朗普下塌地（圖片來源：百度）

廣泛的業務帶來了驚人的財富：據3月6日發布的最新福布斯富豪榜，身價128億美元的郭鶴年，排名全球富豪榜第104位。

雖然自己的后代已經能夠獨當一面，但出生于1923年，與李光耀同齡的郭鶴年，卻并未像他的同行李嘉誠那樣解甲歸田，而是繼續金戈鐵馬，沖殺在商場第一線，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精神值得欽佩。那么他是如何建立起這么一個龐大的產業帝國的呢？

作為“產業風云”的第一部，今天撲克投資家就帶大家認識這位商界傳奇。一篇文章固然難以窮盡其傳奇經歷，但希望能勾勒出一幅簡略但清晰的圖畫。

01

郭鶴年的成長史

正如許多華僑一樣，郭鶴年的原籍其實在中國福建省的福州市蓋山鎮。1909年，郭鶴年的父親，時年15歲的郭欽鑒離鄉背井，遠下南洋，落腳于新加坡，后來又去了馬來西亞的新山，創辦東升公司，并經營米糖與大豆生意，屬于小富即安水平。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馬來西亞香料供不應求，價格飆升，兩人從中賺取第一桶金，并躋身于名流之列。1920年，郭欽鑒與來自同鄉的鄭格如結婚，兩人育有3名孩子，其中1923年10月6日出生的幼子，即是本文的主人公——郭鶴年。而他的大哥郭鶴舉后來成為外交官、郭鶴齡則英年早逝。

【圖】郭氏三兄弟及其母親（圖片來源：《郭鶴年自傳》）

雖然郭氏兄弟的母親沒讀過什么書，但是她為人處世的風格卻令三兄弟受益良多，正如郭鶴年后來坦誠，母親是影響自己一生最大的人。

到了1947年，郭鶴年24歲，只身赴往新加坡，并以10萬令吉為資本，創辦首間公司——Leo公司，翌年，郭父逝世后，郭鶴年返回新山。在1949年，聯合家族成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子承父業，繼承東升公司的傳統業務，經營大米、面粉、豆類、食糖等食品。由于郭鶴年才識出眾，加上擁有創業經驗，被推舉為公司董事主席。

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因而郭鶴年的公司與新中國同齡，冥冥之中注定了他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創業艱難百戰多”，經商的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當時的馬來西亞還處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白種人享有諸多特權，而華人等則遭受各種歧視。而這一點，給了郭鶴年很大的震動，也使得他的心中埋下了愛國的種子。

他在《自傳》中回憶道，當郭氏企業創立時，按照當局的要求，需要在銀行中存入至少10萬元，方可提供貸款，而白人則可免此規定。郭鶴年為此很不開心，認為自己遭到了不公平對待，而自己創業的主要推動力，就是自己遭到的這種羞辱，他渴望成功，向那些銀行家“還以顏色”。

對青年郭鶴年影響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哥郭鶴齡的犧牲。

郭鶴齡從小同情窮人階級， 1945年左右加入馬共，曾擔任宣傳主任，1948年，和當時的馬共領導人陳平一起走入森林，開展武裝斗爭，1953年8月在中遭英軍伏擊犧牲，年僅30歲。郭家也因此受到當局監視。

二哥的死，給了郭鶴年很大的震撼。郭鶴年曾透露，要不是受兄長和母親的影響，他可能只是一個注重物質的資產階級。他說：“當我受物質引誘時，我就會想起兄長郭鶴齡的遭遇，他為人民獻出了寶貴生命”。

【圖】郭鶴年二哥郭鶴齡手抱著侄女的照片（圖片來源：《郭鶴年自傳》）

郭鶴年在自傳中，給自己的二哥做出了一生總結：

鶴齡為公義獻出了生命。他眼見英國殖民主義的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人們對它的盲從附和。他因為不公平的對待才被開除出校。他更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愚昧行徑。但最讓他不能忍受的，是1945年英國和印度軍隊以占領軍的身份回歸執政。

同時，郭鶴齡的思想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弟弟，這種影響甚至不亞于他們的母親。正如郭鶴年后來回憶起1948年鶴齡和他的一次談心中，對他的勸告：

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生意是互相交織，密不可分的。你的生意做得越大，政治就會越糾纏你。

這句話，成為郭鶴年一生經商的信條，并對郭氏企業后來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相信也可以指導今天中國的企業家。

【圖】郭鶴年回憶二哥時的場景（圖片來源：百度）

馬共最終的“壽終正寢”，也與郭鶴年的斡旋密不可分：到了1987年，郭鶴年被邀請與中國和馬來西亞各方代表會談，以此協助解決馬共問題。兩年后，郭鶴年為了達成協議，也在文字上特別被安排在廣州與中方人員會晤，彼此對達成協議的字眼做最后的推敲。

《郭鶴年回憶錄》中，對這段是這么記述的：

在約定的當天，他（指郭鶴年）中午出發后兩小時抵達廣州。當時，一輛車子前來接他，整個過程就如占士邦電影般撲朔迷離。車子在路上兜了幾圈，司機有意擺脫任何可能尾隨在后的人。之后在一間光線昏暗的，看來機密卻普通的房子內與一位“領導”見面。他們讓郭鶴年看草稿，并征求他的意見。這份草稿來源于“一位非常資深的國家領導人”。

郭鶴年回憶，他把草擬的文件看過之后，覺得其中有兩處不妥當，并建議修改，幾個月后，馬來西亞政府和陳平簽署了和平協議，馬共從森林中走了出來，象征性地放下了武器。

不管怎么說，各方終于達成最終和平協議，馬共成員也走出森林，快樂“回家”。至此，創始于1930年，經歷了59年風風雨雨的馬共正式成為歷史，而陳平此后流亡泰國，并于2013年去世，享年89歲。

哥哥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業，在弟弟的幫助下終結了，歷史有時就是這么奇妙。

全家遭到監視，使得郭鶴年不得不暫別馬來西亞，前往英國。在僑居他鄉的幾年里，他仔細考察了倫敦商品交易所的運作方式，并對英國的食糖貿易行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當時的倫敦交易所以西方交易員為主，華人要融入其圈子很不容易。郭鶴年卻不在乎，而是仔細觀察揣摩交易員的每個動作——甚至包括接打電話時的語氣。同時，他趁此研究企業經營之道與國際貿易知識，為將來的經營打好基礎。

【圖】食糖的結晶——方糖（圖片來源：百度）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英國傳統經濟勢力消退后，郭鶴年認為，馬來西亞的消費品市場，將會出現真空，而且當時馬來西亞并沒煉糖廠，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黃金機會。

 小試牛刀，不經意間富甲一方

郭鶴年看準時機，經過家族成員同意后，決定孤注一擲，將所有的資金全部投入煉糖業。

1959年，郭鶴年與聯邦土地發展局合資，在檳城創辦馬來西亞煉糖廠，他從泰國購入粗糖，在自家糖廠加工后，運銷至各地，并在馬來西亞迅速建立銷售網，形成“一體化經營”體制。

【圖】馬來西亞煉糖廠生產的白糖（圖片來源，百度）

此外，郭鶴年也從古巴進口蔗糖，并轉賣到東南亞國家。并通過香港的商品經紀公司，將糖銷往中國。經過數年后，郭鶴年已控制馬來西亞蔗糖業，并獲得豐厚利潤，自此人們尊稱他為“馬來西亞糖王”。

然而“商場如戰場”，正當郭鶴年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生意遭遇到了嚴峻的挑戰：1962年開始，古巴導彈危機導致其銷路受阻，進而使得全球糖價上漲。

這本身是好事，但此時此刻，馬來西亞的市場上出現了大量來自中國的白糖，這些糖價格便宜，對郭鶴年的生意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郭鶴年經過仔細的思考，決定從印度大量進口更便宜的白糖，最后印度糖成功擊敗中國生產商，保住了在馬來西亞的市場份額，郭鶴年也成為馬來西亞糖業的霸主。

功成名就的郭鶴年，并沒有滿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注意到馬來西亞糖業一個致命的軟肋——雖然榨糖廠有了，但是沒有糖作物種植業，這令他如鯁在喉。并且，自己在這場價格戰中雖然贏了，但卻是險勝，亟待提高抗風險能力。

產業金融兩開花，終成“亞洲糖王”

雖然馬來西亞的氣候土地非常適宜甘蔗生長，但傳統上，該國農民并無種植甘蔗的習慣，通常種植稻米、胡椒、可可、煙草、腰果之類。因而郭鶴年的糖廠所有的原料，都依賴海外進口，因而在價格上受國外控制。不但如此，在那個全球局勢不穩定，馬六甲海峽隨時可能被封鎖的年代，這是一個致命的風險因素。

1968年，郭鶴年向馬來西亞政府租借了14400英畝（5760公頃）叢林土地，開墾成甘蔗種植園，大大增加了原料來源。同時，他又在種植園附近與馬來西亞土地發展局（一個政府機構）共同建立糖廠，榨取種植園里所產的甘蔗，這樣就大大節約了運輸成本。

1973年種植園有了收獲，糖廠產量也迅速增長，使馬來西亞走向了食糖自給的第一步。自郭鶴年開創了制糖業之后，馬來西亞的甘蔗種植業日益興旺。1970年，甘蔗種植面積達到0.71萬公頃，1980年，就大增至1.79萬公頃。

在盯著糖業生產的同時，郭鶴年還關注著銷售市場的情況，將他在倫敦學到的交易知識應用于實際。

1970年，他敏銳地覺察到世界糖價有上升的趨勢，便力排眾議，大膽決策果斷地打進國際糖市，以東南亞為主要基地，把經營戰線延伸向歐美，如從古巴購糖轉手銷給印尼，從泰國進口原糖提煉后，通過香港經紀人之手轉賣給中國，他趕在世界糖價上漲之前收購了大批原糖，并積極投資糖的期貨交易。

【圖】上世紀70年代糖價達到巔峰（圖片來源：長江證券）

事實證明了他超前的戰略眼光：到了1973年，受到全球石油危機的影響，糖的運輸出現困難，全球糖價暴漲四五倍；到了1979年，979 年的石油危機碰上了多國糖料收成欠佳，加上巴西開始實施酒精能源計劃，大量糖產能被分流至酒精的生產，供給不足帶來的短期再次推高糖價。

整個20世紀70年代，郭鶴年及其所主持領導的郭氏家族集團企業的糖業貿易，從馬來西亞擴展至英國、美國、香港、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郭鶴年每年從泰國購入近30噸糖，通過低買高賣、抽取傭金等方式，在紐約、倫敦等地進行期貨交易，取得了巨額利潤。在國際市場上每年上市的1600萬噸糖中，郭氏企業集團控制了10%左右。在馬來西亞的糖業市場上，郭氏企業則足足占到了80%以上的份額。

所有這一切，為他日后擴大經營提供了資金保證。企業業績更是以“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態勢邁向多元化、國際化。1976年，郭鶴年收購了競爭對手馬來西亞糖廠的93.3%股份。

至此，年僅50出頭的郭鶴年，已由“馬來西亞糖王”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亞洲糖王”，成為國際糖市叱咤風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認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甜蜜的事業，開啟了郭鶴年商業帝國的第一春，并為他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此時此刻的郭鶴年，遠非當年的吳下阿蒙，昔日看不起他的倫敦糖業經紀商，此時對他不吝溢美之詞。然而郭鶴年完全不滿足于此，他的目標是更廣闊的市場。

正如一句名言：你的眼光多遠，你的路就能走多遠。格局，決定了做生意的結局。

03

和大陸的貿易往來

馬來西亞的市場再大，終究只是偏安一隅，郭鶴年想要的，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市場——盡管當時，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還很貧困，但恰恰這意味著機會。

正如前文所言，在1962年的食糖市場份額爭奪中，郭鶴年從印度進口廉價食糖，贏下了一場漂亮的阻擊戰，也讓當時對外交往經驗匱乏的中國，見識到了市場的威力。至此，中國方面因賞識郭的才華，將諸多中國產品的馬來西亞代理權授予郭氏，也開啟了雙方半個多世紀的經貿關系。

不過此時的雙方，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僅限于有限的小范圍接觸，而且也常常是不公開進行的，并未展開大規模的合作。

時機總是會來的。到了1970年代初，已經成為“亞洲糖王”的郭鶴年，突然做出一個重大決定：將生意重心轉往香港。

背后原因眾說紛紜，直至其自傳面世后，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新馬兩國稅率過高，以致他轉移陣地。

他在書中透露：

當年新馬政府似乎競賽，向國家財富創造者，征收最高稅務，并以“懲罰性稅率”，向商家盈利征稅。簡單而言，若企業賺取1令吉，卻只能留住50分。當年，其主要業務為大宗商品交易，因而采購量龐大，3000批量相等于15萬噸白糖，只要價格稍微波動，即使每磅白糖漲降1美分，即可帶來巨額盈利或虧損。

和新馬兩國的高稅率相反，若在香港經商，則只需繳付17%企業稅。郭鶴年強調，既然他參與全球糖業貿易，就必須尋找低稅率的基地，因此轉移到低稅率的香港，只是理性之舉。

除了稅率方面的考慮，馬來西亞國內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后，當局出于多種的考慮，給予馬來人一些優惠，但總體而言還處在合理范圍內。但到了70年代，該國第二任總理敦拉薩上臺后，啟動一項為期二十年的“新經濟政策”，目的是希望在二十年內縮小馬來土著與華人之間的經濟差距。不幸的是，在執行過程中政策往往會變形。

【圖】馬來西亞第二任總理敦拉薩（圖片來源：百度）

郭在自傳中，回憶了當時政策的荒唐：

國家部門下令非馬來人開設公司，必須把百分之三十股份出售給馬來人，并且是要求低于當時的市值，但馬來人在獲得配股之后，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把股份套利，在華人買回來后，過幾年再查訪股份結構，發現馬來人持股又低于百分之三十，又會要求再配股給馬來人。

郭鶴年質問，這無疑是強盜行為：“難道有政府認可，就不算是搶掠嗎？”他認為，馬來人急于縮小與華裔之間的經濟鴻溝，卻走了有害的捷徑，副作用則是種族主義越演越烈。

遺憾的是，馬來西亞的教訓并未被記取，歷史總會一幕幕重演。

實際上，自1960年開始，郭鶴年就開始考慮，將部分業務轉移至香港。1974年，他終于下定決心，必須成立香港郭氏兄弟公司。隨后，他每月在香港停留7至10天，然后逐漸增加至15天及21天，直至1979年完全移居香港。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移居香港，成為郭鶴年與中國內地進一步接觸的開端，也是事業的新起點。

為 國 買 糖  

1973年，中國大陸尚處于動亂時期，物質嚴重匱乏。很多大宗農產品都要依賴進口，食糖就是一例。

1973年4月，中國決定進口47萬噸原糖，通知中糧公司和香港華潤馬上落實，由華潤對外談判，國內中糧公司成交。當時國際市場上糖的年交易量只有1000萬噸左右，主要出口國是巴西。

為了避免刺激國際糖價上漲，華潤公司決定通過郭鶴年，在倫敦交易所完成這次交易。當時的郭鶴年，已經在香港淺水灣擁有住宅。

在之前馬來西亞的食糖價格戰中，中國已經領教了郭鶴年的厲害，因此希望他能夠幫忙，用比較低的價格從國際市場買47萬噸糖。昔日的對手，如今變成了合作伙伴。

【圖】香港的淺水灣富人區（圖片來源：百度）

47萬噸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雖然郭鶴年當時已是世界頂尖的食糖貿易商，但即使他愿意低價，手上也沒有這么多貨可以出售。而且，他估計，如消息公開，會讓糖價上漲20%到25%。因此，這是個高難度，并必須絕密的事情。

應該說，郭鶴年對這一消息并不陌生——華潤每年都組織愛國華僑回國觀光，并選代表回國參加北京的國慶酒會，郭鶴年幾次見到周總理，因此對國內的形勢很了解。

雖然知道非常困難，但聽到是國家需要，而且把這么大的秘密告訴他，這么信任他，郭鶴年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精通國際市場，尤其期貨市場的他，還和華潤商議，買現貨的同時，也幫國家買一些期貨，在行情大漲以后賣出套利。

軍情緊急，刻不容緩。郭鶴年承諾，他將把自己的生意凍結起來，專門用一兩個月時間從事這項任務。

郭鶴年分析后認為，只有去巴西才能買到這么多糖。但自己肯定不能親自去——否則一定引起同行猜測，甚至提前把行情泄密，后果不堪設想。

恰逢兩三周后，日內瓦有個大規模的國際糖業大會。“我想，如果我和他們一起開著會，他們就不會想到是我在買糖吧。”想到這一層，平時很少出席這類活動的郭鶴年立即決定：派人到巴西秘密去買糖，自己則特意報名參加這個會議。

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  

在日內瓦參加會議的郭鶴年，一邊和國際同行推杯換盞，觥籌交錯，一邊抓緊部署和跟進著巴西的行動，每一天都過得提心吊膽。

間諜戰是異常兇險的。最緊張的一次，一位英國朋友神秘兮兮地找到他，然后神秘兮兮地同他講：“你知道嗎，最近巴西很奇怪，兩三個從來沒見過的，很年輕的亞洲人，天天在糖區進出，好像有大事情要發生。”

郭鶴年一陣心驚，裝著很詫異也很重視的樣子，說：“是嗎，有這樣的事？是什么情況？你怎么知道的？”給對方留下一句“你還有什么行情，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訴我啊”之后，他趕緊離開，出來一腦門子冷汗。“可見他們的情報好厲害。”

第二天，派到巴西的年輕人給郭鶴年傳來了好消息。“大會上，有人正演講，廣播傳出一個聲音，叫Robert Kuok，我的英文名，說有國際電話找。”

他們先在倫敦砂糖交易所購買期貨26萬噸，平均每噸82英鎊，然后向巴西、澳大利亞、英國、泰國、阿根廷等國家購買現貨41萬噸，平均每噸89英鎊。消息傳開后，紐約、倫敦砂糖交易市場大幅漲價，達到每噸105英鎊，華潤遂將期貨拋出。

這一驚心動魄的商業大戰打下來，郭鶴年不但成功用低價為中國解決了30萬噸食糖的缺口，還通過期貨市場為中國賺到了差不多500萬美金，并按照國家的吩咐把這筆巨款存入到指定的戶頭。

1973年的中國，500萬美元可是個嚇死人的天文數字。因為當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已是一個急死人的數字：負8100萬美元。

然而，作為國際大糖商的郭鶴年，用一兩個月，辛辛苦苦，絞盡腦汁為國家干成這么大一件事，自己卻沒有從這么大的一個行情中賺到一分錢。

“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掙錢。但我不能那么做。因為這樣就是對中國的不忠。這樣說，可能太隆重。但我的原則是，即使一個普通的生意，你答應了人家，也不應該跑兩匹馬。”

寥寥數語，表現了一名華僑企業家的愛國之心。

這次聯手，郭鶴年被定位為“愛國華僑”。改革開放后，他成為中國內地最受歡迎的投資者之一，頻頻成為各地政府的座上賓。

郭鶴年的事業遠遠不止白糖，而是涵蓋了酒店、房地產、船務、礦產、保險、銀行、傳媒到糧油的龐大商業王國，他旗下的嘉里地產，以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團，也開遍全國一二三線城市。

【圖】中國大陸首家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坐擁西湖一線美景。

【圖】郭鶴年產業一覽表（香港南華早報已于2016年由馬云100%控股）

其中，他在中國大陸最為經典的一次投資，莫過于北京的國貿商圈。

1984年，鄧小平要發展中國經濟，但是中國連個像樣的貿易中心都沒有，于是國家想在建國門外大街建設國貿。

一開始國內反對聲音很大，因為當時這個地段太蕭條了，好不容易找到兩個國外的財團，一個是美國的，一個是日本的，對方開出的條件還異常苛刻。

【圖】上世紀80年代的建國門立交橋，彼時首都尚未成“首堵”（圖片來源：大風號）

郭鶴年在獲悉此消息后，憤然而起，“今天的中國還必須靠外國人嗎？”他立即做出決定：“我們要爭志氣，不要給外面人看不起我們華人，這個事情，應該我們中國人自己來做。”于是當即決定，投資國貿一期的建設，后來繼續投入資金，完成了國貿二期、三期的建設。

80年代末，受當時局勢的影響，很多外商撤資而去，郭鶴年依然逆勢加碼對中國的投資，成為引領海外華商乃至外商看好中國的標桿旗幟。1990年，鄧小平還專門花40分鐘接見他，并評價他：你和我一樣，都是引路人的角色。

【圖】北京國貿中心（圖片來源：百度）

如今，國貿作為全球最大的商務中心之一，110萬平米的商鋪只租不售，給郭鶴年帶來了超乎想象的財富。

郭鶴年如今已成為北京最大的包租公，在北京的國貿商圈擁有110萬平米商鋪，只租不售。僅其中的國貿商城，2016年營業額就高達56.5億元，相當于每天進賬1500多萬元，用“日進斗金”形容他的租金收入是一點也不為過，簡直就是超級印鈔機。

不光北京，在上海，郭鶴年已經開了三家五星級酒店，每一家在旺季時都是一房難求。

【圖】上海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蓮花套房，縱覽一線江景（圖片來源：Mr Ge）

下面，讓我們用一張表格來總結這位“亞洲糖王”“香格里拉之父”的傳奇人生：

2012年年底，郭鶴年在獲得當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獲獎后，他寄語年輕人：

第一，要專注，無論做什么事業，要抓住機會，不要東想西想，找到好的項目，要抓緊，推動力要大；

第二，必須有耐心。路程中肯定有不少困難，不會很容易的被克服掉，我記得鄧小平先生提到做不倒翁，打倒了站起來，做生意一定要這樣；

第三，成功以后，賺了錢以后要特別小心。幾十年前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經驗，成功也是失敗之母。

來源：撲克投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