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對新時代“三農”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謀篇布局的一次歷史性會議，會后發布的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舉措，形成了鄉村振興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是我們黨在全面認識和把握我國國情與發展階段性特征基礎上，深刻把握現代化建設規律和城鄉關系變化特征，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必然選擇，也是不斷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振興鄉村是中國新的歷史方位決定的重大使命

我國改革發展到今天，已經處于新的歷史方位。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發展作出了戰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目前，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在這個基礎上，到建黨100周年時，也就是到2020年，要建成經濟更加發達、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30年，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黨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

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現階段的中心任務作出了重大判斷，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就要圍繞解決這個主要矛盾開展，其中，由于歷史欠賬太多，加上多種因素制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最為突出，成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講，“從實踐看，發展不平衡，最突出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發展不充分，最突出的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這個“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僅制約農業農村發展，也制約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的提升，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顯然，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程中，使農業農村與城鎮協調發展，是我們必須完成的重大任務，這也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不是對農村改革初始目標和后來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的簡單提升，而是黨在新時代對農村工作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就是要把堅持新發展理念、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指導思想，貫徹落實到農業農村工作中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在農業發展和農村工作中體現“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的最新要求。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并通過采取更加有力的舉措，切實改變農業農村發展落后現狀，拉長“四化同步”發展中農業這條短腿，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農村這塊短板，讓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成為我國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的有力支撐，成為我國建成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志。

這也是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為什么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的最大原因。

二、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鄉村不能衰敗

城鎮化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強大動力，這是已被各國實踐證明了的規律。但是，世界各國的資源稟賦、人口規模、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等各不相同，在現代化過程中人口城鄉分布的格局和變化必然有很大差別，因此不能簡單對別國的經驗照抄照搬。2013年1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同年12月23日，他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必須看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大部分國土面積是農村，即使將來城鎮化水平到了百分之七十，還會有四五億人生活在農村。為此，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民建設幸福家園和美麗鄉村。”在2017年12月28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在2018年3月8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都多次闡述了這一觀點，可見總書記在這一問題上的判斷和認識是連續的和一貫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絕不是不要城鎮化，更不是要把城鄉發展對立起來，而是要從我國實際出發，把握好發展階段的脈搏，科學引領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格局變化。

截至2016年年底，按照聯合國的統計，世界上超過1億人口的國家一共有13個，其中亞洲7個：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日本、菲律賓；非洲2個：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北美洲2個：美國、墨西哥；南美洲1個：巴西；歐洲1個：俄羅斯。這13個國家中已經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只有美國和日本兩個。但是，美國總人口3.2億人，不足我國的零頭；日本總人口1.2億人，不足我國的十分之一。世界上所有發達經濟體的人口都加在一起，大概是10億人。我國到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城鎮人口將超過10億人，農村還仍然有4億多人。美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有11個，而中國有100多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中國的規模和體量都極為巨大。因此，像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十三四億人口的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在世界上還沒有先例，也沒有現成的經驗。路怎么走，只能靠我們自己去探索。從我們自身已有的實踐來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情況已經比較清晰。

第一，我國國情的最大特殊性在于人口規模巨大，地區情況千差萬別。

從理論角度看，根據錢學森的系統理論，人類社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特殊復雜的巨系統，中國尤其如是。巨系統具有層次性，子系統之間的關系不僅復雜，而且隨時間和情況有極大的易變性，系統的結構是不斷改變的①。這說明，在開放的環境下，中國社會這種復雜巨系統自身的運行特點、所遵循的規律都有極大的特殊性，與一般國家有著極大差別，解決我國的特殊問題世界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更不可能照搬照抄別國的做法。從現實情況看，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往往對它的城鎮化道路和人口的城鄉分布產生很大影響。我國民國時期的學者吳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就分析到這個問題。他把世界各國分為四大類，一是人多地少，農業人口比重低，如西歐國家；二是人少地多，農業人口比重低，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是人少地多，農業人口比重較高，如蘇聯；四是人多地少，但農業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國、印度及大多數亞洲國家。他認為，第四類國家要實行現代化，難度更大，非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不可。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最直接后果，是農村[①錢學森、于景元、戴汝為：《一個科學新領域——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自然雜志》1990年第1期。]生活人口的絕對數量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處于高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將來即使城鎮化目標實現了，城鎮化率達到了70%，全國仍將有四五億人生活在農村”。這個人口數量就差不多相當于當前美、日兩國的人口總和。有著這么多人生活的地方必須把它建設好，這關系著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如果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差距過大，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過大，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過大，那惠及全體人民的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就不可能建成，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全面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我國人多地少，農業人口比重很高，要實行現代化，難度很大，必須走自己獨特的道路。

第二，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人口必然會逐步減少，有些村莊也會因各種原因而逐漸消失，但這是一個“產業、人口、土地、社會、農村”五位一體的互動過程，更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從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來看，一般會經歷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過程。我國的城鎮化過程相對比較特殊，1949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城鎮化速度和進程比較正常，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0.64%提高到19.75%。但從1961年開始出現了逆城鎮化，再往后由于戶籍制度、糧票制度等一系列阻斷農業人口城鎮化措施的實行，我國的城鎮化率長期在17%左右徘徊，直到改革開放。如果按常住人口計算，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約1個百分點的速度持續增長，2011年第一次超過50%，到2017年達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從2011年到2016年，雖然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仍在不斷上升，但外出農民工的增速卻已明顯放緩。這說明中國農業轉移人口的城鎮化進程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

第三，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這些功能對國家整體發展都必不可少，只有形成城鄉之間不同功能的互補，才能使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健康推進。

因此不管城鎮化發展到什么程度，鄉村都不可能被替代、被消滅。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產業、集聚資金、集聚技術，形成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起到帶動一個地區乃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鄉村的功能則是更多地為城市提供生態屏障，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農產品，保存國家和民族自己源遠流長的優良傳統、習俗人文和歷史文化，具有文明傳承的功能。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和鄉村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兩種功能都要存在，如果消滅其中任何一種功能，整個經濟社會就很難正常健康發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可能只建設發達的城市，而罔顧落后的農村，那樣就不可能建成現代化的國家，更不要說城鄉居民都要同步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所以國家不能讓鄉村衰敗。從2003年開始，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2006年超過2000美元，2008年超過3000美元，2017年超過8800美元。隨著人均GDP的快速增長，我國農業農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14億人口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正常需求，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生存以外，還在進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現在教育、文化傳承、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經濟緩沖等方面，承擔的任務更加復合而繁重。

在對城鎮化問題進行國際比較時，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各國的城鎮化具有不同的形式。

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東京地區居住著超過全國1/4的人口；韓國的首爾地區居住著約占全國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國，總人口8400多萬，全國有11個都市圈、2065個各類城市，但人口超百萬的城市只有3個，柏林340萬人，漢堡170萬人，慕尼黑120萬人，三大市合計人口只占全國總人口的7.5%；全國有30%的人口生活在人口超過10萬的行政區內；其余70%的人口是居住在人口低于萬人的小鎮上。

第二，各國城鎮化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

如按世界銀行的統計，2016年日本人口城鎮化率為92%。但日本認為這是按“市”的行政區域作的人口統計，而日本自身的統計中沒有“城鎮化率”這個指標，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標：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總人口超過5000人即為“人口集聚區”。目前，日本全國居住在“人口集聚區”范圍內的人口，約占70%。

第三，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關注如何保持鄉村的活力。

如韓國搞過“新村運動”，日本實施了“鄉村重建”計劃，我國臺灣地區也在2010年制定了“農村再生條例”，目前仍在實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講：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是為全球解決鄉村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因此，實現鄉村振興是由我國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必然要求。

三、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要求鄉村必須振興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了“新常態”的發展階段。這意味著經濟的增速會適當放緩，但對發展的質量會有更高要求。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城鎮化的進程也必須跳出在高增長時期形成的思維慣性，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主動適應這種變化。

2017年，我國總人口139008萬人，其中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35%(約58870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52%(81347萬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6.17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有22477萬農業戶籍的人口雖然已在城鎮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戶城鎮。按“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年底，將有1億已經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及其家屬落戶城鎮。但這同時也表明，現已進城的農業人口中，多數人到2020年年底還不能在城鎮落戶，何況今后還會有農業人口陸續進入城鎮。因此解決好這個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那樣：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由此可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確實要依靠城鎮化，但也不能只依靠城鎮化。一段時間以來，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認為“三農”問題要靠城鎮化來解決，只要讓農民都進了城，“三農”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樣的看法不符合我國的實際。因為農業、農村、農民將永遠存在，而我國農村人口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還將有相當大的數量。因此，農村發展除了借助城鎮這個外力的拉動之外，還必須發揮自身的內在活力，這樣才能讓生活在農村的人安居樂業。經濟增速放緩、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了明顯變化，所以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增速放緩了。

但居民收入增長，達到小康水平后必然會產生許多新的需求，這就為農村創造新的供給提供了極大的機遇。在當前階段，為什么會有農民工愿意返鄉創業?為什么農村能夠發展新產業、新業態，實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就是因為農業、農村、農民在適應新的發展形勢，這也說明鄉村振興有其內在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40年來，為解決農民就業問題，有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有過民工潮，而現在則需要緊緊抓住城鎮居民需求升級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現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會產生更多更高層次的需求。

據統計，2017年我國全國汽車保有量達2.17億輛，其中以個人名義登記的小型和微型載客汽車(私家車)達1.70億輛，占載客汽車的91.89%。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家用汽車37.5輛。從分布情況看，全國有53個城市的汽車保有量超過百萬輛，24個城市超200萬輛。這就意味著有5億—6億人可以通過私家車出行極大地擴展自己家庭成員的活動半徑，他們對鄉村生態、生活、文化、旅游的需求被激發出來。與此同時，由于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的基礎條件大為改善，水路電氣房都有了長足進步，有了干凈的自來水、穩定的電力供應、齊備的取暖和空調設施、良好的網絡通信等，這些都在客觀上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的吸引力，使得過去人們只存在于理想中的田園生活與現代生活融為一體的夢想成為現實，城鄉居民之間的雙向流通將更加頻繁。因此，要以農村的產業興旺為抓手，為農民開辟“第三就業空間”——通過產業融合和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為農民在鄉村提供主要不依賴于單純農業的就業崗位。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必須全面、客觀地看待當前農村的現狀，比如關于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問題。據國家電網公司對其經營區域內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電量低于20千瓦時)的統計，城鎮居民房屋空置率為12.9%(其中大中城市為11.9%，小城市為13.9%)，而鄉村居民住房空置率為14%。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的結果，在農業經營人員中，男性占52.5%，35歲以下人員占19.2%，36—54歲的人員占47.3%，55歲及以上人員占33.6%。這是動員了近400萬人，逐村、逐戶填報了2.3億份農戶普查表的匯總結果。我國農村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對農村現狀的了解必須全面，不能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農業中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的不一致，是農民從事副業生產的自然基礎。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普及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健全，農民在大宗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強度逐步降低，勞動時間不斷減少，既使得老人、婦女比以往更能勝任日常的田間管理，又使得青壯年勞動力獲得了更充裕的外出就業時間。由此來看，在技術進步的背景下農戶利用農閑時間搞副業經營或外出打工兼業掙錢，是農業生產出現的新特征，這也是農業生產自身規律的反映，對農民增收具有積極意義。從經濟學角度講，相對于其他產業，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較高，農民有更多的激勵去從事兼業經營提高收入。如果能使農民利用好比以往更充裕的剩余勞動時間，在農業農村多功能性的基礎上創造新的供給、滿足城鎮居民新的需求，那意義就更大，而這也正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本意所在。

四、農業農村仍是我國實現百年夢想的薄弱環節

當前我國最大的不協調是城鄉發展差距巨大，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當前，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農村社會發展滯后、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兜底機制不完善，是經濟社會發展短板中的短板。

（一）農業供給質量和效益亟待提高

我國農業生產能力基礎依然薄弱，突出表現在耕地質量保護和提升任務艱巨，全國耕地一半以上為中低產田，特別是東北黑土地退化嚴重；農田水利總體水平和發展質量仍然不高；農機產品的可靠性、適用性有待提升，農機農藝融合不夠，集成配套的全程機械化技術體系研究有待加強；科技進步貢獻率和科研成果轉化率分別比發達國家低約20個和30個百分點。

當前，我國農產品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農業結構亟待調整，農業供給質量亟待提高。要從產量導向轉向提質導向，一要對供求品種結構進行優化；二要對農產品質量進行提質升級。我國糧食供求中的突出矛盾，體現為大豆供求缺口太大，大豆的年進口量從世紀之交的2000萬噸左右，已經增加到2017年的9553萬噸。糧食總產量的增長彌補不了大豆的供求缺口，其他的糧食品種增產再多，大豆也只能靠進口來滿足需求。在玉米臨儲政策取消之后，糧食供需結構性矛盾主要聚焦到稻谷和小麥這兩個口糧品種上，特別是稻谷矛盾最突出，已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難點。與此同時，在農業種植中偏重糧食作物，多種經營發展不夠，重籽實產出，對全株營養重視不夠。農業的產業鏈、價值鏈還不夠完整，農民還沒有得到更多的農產品增值收益。農業的規模效益尚未得到合理充分體現。農業農村的多重功能長期未得到足夠重視。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343.4元、133.6元，城鄉居民收入比值為2.57：1。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大幅度提高，1983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值縮小到1.82：1。但此后這一比值總體呈現擴大趨勢，最大的年份達到3.33：1。盡管近年來這一差距不斷縮小，但2017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僅為城鎮居民的36.9%。

從脫貧攻堅任務看，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還有3046萬人，3%以上的人口沒有脫貧，按照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要求，今后平均每年要脫貧1000多萬人。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難啃的硬骨頭。目前，貧困人口超過200萬的7個省區，貧困發生率超過18%的貧困縣有111個，貧困發生率超過20%的貧困村有1.67萬個。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著51%的貧困人口。當前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因病、因殘致貧比例分別超過40%和14%，缺勞力、缺技術的比例分別占到32.7%和31.1%，65歲以上的老人占比超過16%。這些貧困人口的脫貧工作更為艱難，返貧的可能性也更大，需要投入更大的工作精力，也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為其后續保障兜底。

（三）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欠賬較多

現階段，城鄉差距最直觀的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距大。

一是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亟待提檔升級。

農村公路，水利，農田建設，生產作業路，清潔能源，信息、環保、物流等物質基礎條件仍不適應農民生產生活的需求，農村公共設施的管理、養護、運營機制亟待完善。尤其是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村公路道路等級低、通行能力弱、與外界連通性差等問題比較突出。農村水利基礎設施還不完善，設計標準偏低，質量不高問題比較普遍。多數村莊沒有適合村莊特點的污水、垃圾處理設施等。

二是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亟待提高。

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框架搭起來了，但覆蓋不全、標準較低的問題仍然比較明顯。這包括農村學前教育滯后、高中教學質量偏低、重點高等院校錄取農村孩子的比例極低等；農村醫療保障水平明顯偏低，因病致貧返貧問題突出，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者不足30%；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水平僅為城鎮居民的1/20，有超過1億的農民工并未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有1.5億農民游離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之外；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救濟標準低。

（四）農村環境和生態問題比較突出

一是資源承載力繃得過緊。

我國的耕地總面積從到18世紀末的10.5億畝增加到20億畝以上，過分拓展到璦琿─騰沖線(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外。目前，我國農業用水的年均缺口達300億立方米，近年全國地下水年均超采228億立方米。北方地區的糧食產量已經超過了60%，但水資源總量所占比重僅為7%，華北平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區。

二是環境污染退化嚴重。

70%以上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被嚴重污染的河湖數量占到40%左右，地下水質量較差和極差的比例達到57%左右。全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高達19.4%，被重金屬污染的耕地就有3億畝。據環保部門估算，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根據第四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數據，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262.37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173.11萬平方公里，分別為國土總面積的27.33%和18.03%。全國現有土壤侵蝕面積達到35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37.2%。

三是生產污染不容忽視。

發達國家的畝均化肥施用量一般不超過15公斤，而我國2013年的化肥施用量達到5911.9萬噸，農作物畝均施肥達到24公斤。據農業部測算，糧田畝均化肥施用量為21公斤(其中氮13公斤、磷5公斤、鉀3公斤)，利用率僅為40%左右，20%—30%的耕地氮養分過量。2013年，我國農藥施用量達到180.61萬噸，農作物畝均施用量達到0.74公斤。畝均施用量比發達國家高出1倍，殘留量為50%—60%，已經長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仍偶爾檢出。我國的農膜使用量巨大，大量農膜使用后不能回收。我國每年的畜禽糞便排放量達到22億噸。我國農村每年產生生活垃圾1.1億噸，其中0.7億噸未得到處理。2010年，僅村鎮污水排放量就達到270億噸左右，且極少得到處理。

（五）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任重道遠

現在不少地方農村的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虛化，在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等的沖擊下，仁愛、孝悌、義利、篤實等傳統美德弱化，誠信意識、責任意識、公德意識、法治意識淡化，而低俗文化、黃賭毒現象蔓延，紅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辦等陳規陋習盛行。近年來，境外宗教勢力加強滲透、宗教極端思想蔓延、非法宗教活動屢禁不絕、亂建廟宇和濫塑宗教造像現象屢禁不止，不僅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和諧，也對正常合法的宗教活動形成了干擾。對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任務的艱巨性，要有清醒、客觀和正確的認識。

（六）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亟須現代化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穩定是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當前農村社會結構正處于轉型關鍵期，正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系列重大新課題需要研究解決。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的深入發展，農村經濟體制深入轉軌，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轉型，新的社會矛盾不斷產生，相互交織，影響農村和諧穩定的因素在不斷疊加。農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現象比較嚴重，許多基層組織缺經費、缺陣地，大部分村集體經濟薄弱，“空殼村”占了很大比重。一些地方宗教宗族勢力抬頭、小官巨貪、村霸控制等現象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散”，是當前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并集中地體現為基層黨組織渙散、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關系疏散、村級組織弱散、社會組織零散、農民行為分散、農村家庭離散、微權力腐敗擴散等現象。

來源：經濟學書吧（摘自陳錫文著《中國農村改革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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